东西方商业革命中的两淮盐业
扬州大学 黄俶成
[摘要] 17、18世纪时，东西方几乎同步发生了商业革命。地中海沿岸首开西方风气之先，而东方两淮盐业则提供了康乾盛世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培育出灿烂的盐业文化，并将传统的儒商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西方的商业革命很快转入工业革命，而东方则失去机会。我们应总结历史教训，为21世纪东方世界的腾飞作贡献。
[关键词]：东西方 地中海 两淮 商业革命
在17、18世纪，世界的东西方几乎同步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一批锐意进取的商人跨越式扩大经营范围,取得空前未有的商业利润。西方的黄金地带在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扩散到整个欧洲。东方的黄金地带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吸引晋、陕、徽、赣多地商人投入。威尼斯的支柱产业是丝绸、香料、图书贸易，并不断向欧洲各地渗透，向东方世界扩张。扬州的支柱产业是盐运，旁及化妆品业、刻书业、食品业，行销东南六省，左右全国财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多得多。在此背景下研究两淮盐业经济和盐业文化有利于识别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探寻儒商文化发展的规律，为新时代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借鉴。
一、动关国计的巨大产业
17、18世纪淮南、淮北有三十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64两，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二分之一，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6%，故“盐课居课岁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1],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其时中国虽处于封建末世，但经济文化仍遥遥领先于世界，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32%。就经济规模所占比重而言，清代扬州是当今世界不管哪座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两淮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有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天下”，“声势赫奕”[2]。安徽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积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3]。其孙江春（1720—1789）乃“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以布衣上交天子”[4]。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5]其时“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6]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七千八百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七八千万两[7]。扬州盐商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财团可与之相比。
扬州盐商创造的辉煌和积累的经验还为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空前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为了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便向中国取经。他吸取刘晏改革盐运提出的常平制度，提交国会立法，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立了大功，被选为副总统。他还把“常平”翻译为“ever-normal”，至今“ever-normal”一词仍常在美国经济和农业法规中出现。英国亚当·斯密完成其代表作《国富论》初稿，乃在1773年，相当中国乾隆三十八年。他曾拜访过被称为“欧洲孔夫子”的德国经济学家魁奈，也曾拜访过法国大僚杜尔格。拜访杜尔格时，杜尔格正接见乾隆派去的两个使者。斯密从彼处了解到许多中国情况。因而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中国经济，尤其欣赏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独步一时的辉煌文化
两淮盐商皆贾而好儒，把文化作为商业竞争的核心力量。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
盐商们除培育造型艺术外,又培育声乐表演艺术。程志辂收藏曲谱、剧本达十余书橱，绝大部分为当时孤本，各地戏班争相借阅演唱，扬州也就成了首演之地。马曰琯、江春先后把“江右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都请到扬州来创作诗歌、戏曲，有时早上作成，当晚就让优伶上台演出。又出巨资招募苏州等地名优，养于家中组成戏班。一些名演员，如魏三儿、杨八官、郝大秀等被扬州盐商延请而来，出场费达一千两白银，折合当时地价，可购数百亩良田。今扬州城内的苏唱街就是当年苏州名优的聚居之地。一些大戏，用蜡烛万千，又用当时最高级的饰品玻璃布景，场面非常壮观。在中国戏剧史上，演出水平和演出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江春组织了春台班、和春班两个戏班，会合三庆班、四喜班联合庆祝高宗八十寿辰。这就是中国戏剧史上“四大徽班晋京”的佳话，从此产生了中国的国剧——京剧。
胶州高凤翰、上杭华喦、淮阴边寿民、宁波陈撰、钱塘金农、宁化黄慎、兴化郑板桥等人到扬州卖画，扬州盐商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买主，从而培育出巨大的文化市场，郑板桥等人则成画坛一支异军崛起于扬州，被后世称之为扬州八怪。盐商延请艺术家住于自己的家中，艺术家为他们设计出精美的园林。扬州园林既具南方之秀，又具北方之雄，园因景胜，景因园异，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独特地位。
扬州盐商又兴办书院，给教育以很大投入，提高了市民的总体文化素质。安定、敬亭、维扬、广陵、虹桥、乐仪、梅花等书院皆盐商所办，聘王步青、姚鼐、厉鹗、赵翼、杭世骏、全祖望、蒋士铨、王乔林等知名学者前来讲学，造就了顾九苞、任大椿、汪中、焦循、阮元国学大师。
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看着经济对文化的赏赐，或经济的额外负担。清初扬州城里充满秦音歙语，陕商、晋商、徽商鼎足而三。康熙以后，陕退晋转，徽商几乎独占扬州市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徽商重文可能是个重要因素。其时商人在经济上支持文人，文人也在内功上支持商人，强化商人的竞争能力。扬州书院为盐商子弟培养出一批经世致用之才,有的成为儒商,有的进入仕途。扬州八怪的书画创作、叠石造山美化了盐商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社会地位。八怪的代表作家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之时得大盐商马秋玉资助，从而在扬州立足。他看到工商业者的社会作用，便大胆提出改变“士农工商”的社会成员排列顺序，说：“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为四民之未”[10]。后来他到山东做官，出告示保护各烟行商人的合法权益。阮元遍校群经，任两广总督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开筹办洋务之先河。高宗看到他的才学，曾高兴地赞叹“不意八旬外又得一人”。焦循研究南北商务物资流通，提出在镇江、扬州间“架一浮桥”。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支持和扶持了盐业经济的发展。深而言之，可以认为郑板桥、阮元等人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理论。
三、奇异的对称悲歌
亚当·斯密撰写他的代表作《国富论》时正当商业革命的高潮。他在该书中赞叹中国经济文化的辉煌，同时看到中国千年以来变化无多，积弊已深，恐有变故。西方商业革命伴随文艺复兴很快引入工业革命，而中国商业革命却没有引出同样的结果。当两淮盐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展开。富极一时的盐商们几乎没有一个意识到，西方与他们的差距正急剧缩小，并迅速形成反对比。首富江春突然败落，被籍没家产，偿还欠款。嘉道间扬州能运销四五万引的盐商只剩十余家，销盐量不及乾隆时的十分之一，总资产也只有五六百万两。道咸间继续下滑，只有十余家能运二三万引，几乎失去了销售市场。两淮盐业的衰败，标志着大清帝国倾倒一大财政支柱。如果不是后来外资入侵，这个帝国也忽啦啦似大厦倾了。（然资本主义因素却变换方式在封建肌体内继续生长。如晋商在扬州盐界退出后便多转而经营票券。此是另一话题，暂不赘论）
盐业经济下滑，书院财源无以为继。书院的山长们更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式大学已崛起。扬州八怪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著称，打破了正宗画家“四王吴恽”的一统天下，占领了文化市场，成为文化市场的获胜者。可他们在获胜之时却没有看到，西方古典写实的技法已传入中国。意大利画家郎士宁、捷克画家艾启蒙、德国画家贺清泰等人都已进入中国宫廷，直接为康雍乾三代皇帝及后妃们作画。他们依西方透视解剖之法，同时吸取中国工笔画之长，画人物肖像、花木山水、飞禽走兽，呈现崭新的风貌。可中国画家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市场已遭西风侵袭，更没有取彼之长以充实自己、保护自己的措施。扬州学派博通诸科，系统整理传统文化，探微勾玄，弘扬精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章。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人已换一个角度总结历史，探索规律，试图构建通向未来的理论大厦。于是悲剧出现了：中国的位置同西方的位置调了个个。
当东方两淮经济衰退时，西方地中海沿岸的经济也在衰退。不过，当威尼斯失去商业革命中心地位后，却有其他城市来取代。尼德兰的安特卫普首先崛起，成为“世界商业之都”。该城的富格尔家族有似扬州的八大盐商，控制银、铜的过境贸易。随后，贸易中心转移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称雄世界的最大港口。法国和葡萄牙则是两个产盐大国，他们生产的海盐除了满足本国及周边地区的需要外，主要运往北海和波罗的海一带。于是海盐成了欧洲大陆上由西到东的主要商品。这两个国家在盐运中互相竞争，也使各自经济都发展起来。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英国的伦敦等城市的经济也都迅速发展起来，并从而出现世界市场。可是东方两淮经济衰退后，却未曾有一个新崛起的区域取代它，也未曾有一个新的商业中心城市取代扬州（至于后来伴随着西方炮声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广州、长三角上海则另当别论）。从此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经济力量的对比也反了过来。
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时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9]两淮盐业经济和扬州文化的盛与衰不正是最典型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吗？正因为其典型，为我们研究文化经济的衰变规律、路径依赖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此处引文据通行的马恩选集，详注。我以为，对联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在马克思的语汇里不太有可能有“对联”一词。很可能说的是“对称”。中央编译局是依据俄文翻译过来的，我手头没有马克思的德文原稿，现无法核对。故我的加引号的引文仍依中央编译局的译法，而在叙述中采用“对称”一词。幸望德文专家得便教我。）
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本为计量经济史学派的一个学者。他在研究17、18世纪美国海洋运输时发现既有的模型不能满意地解释经济效益的增长，于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说明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对经济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效果，从而创造了制度变迁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建树成了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并深深影响着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两淮盐业经济在公元前就有惊世的起点，在8世纪、11世纪作出辉煌贡献，17、18世纪发展到顶峰，19世纪出现“奇异的悲歌”，20世纪在曲折中发展，21世纪必将跃上新的平台。它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河中的典型意义绝不亚于18世纪的美国海洋经济。这当中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诺思和其他西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是否在中国适用，当需中国实践的继续检验。但诺思从其美国本土的历史考察入手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
我不无遗憾地看到，改开以来经济学界打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所》的一统天下，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说，包括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促进该学科飞跃性发展，固然是大好事，但毕竟未见重大突破。诺思的突破，是从研究他的本土的经济发展入手的。如果我们只采用他的结论而罔顾自己的本土的经济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又有何大用？更何以能够突破？
从斯密到马克思，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如此重视中国盛衰的研究，我们更没有理由无视自己的老祖宗。两淮盐业和扬州盐商文化是个巨大的金矿，值得我们长期淘下去，研究下去。
历史是事实的一面镜子。17、18世纪的美国海洋运输历史成全了诺思。我们面对中国灿烂的盐商文化，尤其17、18世纪的扬州盐商文化岂可熟视无睹？诺思的代表作之一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我们盼望炎黄子孙早日写出《东方世界的腾飞》！
注
[1]嘉庆《两淮盐法志·序》。
[2]《清稗类钞·农商类》。
[3]《橙阳散志》卷3《人物》。
[4]道光《歙县志》卷九。
[5][6]《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
[7]汪喜孙：《从政录》卷二《姚司马德政由叙》。
[8]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郑板桥集·家书》。
[9]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7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