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福民——《行商遗要》折射出的茶商鼎盛时代

山西财经大学 张亚兰^[1]

【摘要】“万里茶路”造就了众多富商大贾，也造就了一个因茶叶贸易而繁盛的时代。但是富商大贾因何壮大，繁盛时代因何造就，背后的细节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本文以山西三和号茶庄遗留的办茶宝典——《行商遗要》为研究对象，对繁盛背后的缘由做一个探讨，便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

【关键词】商贸福民 《行商遗要》 万里茶路 鼎盛时代

商贸富国，商贸福民，商联天下，是商业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如何实现商业持续的大发展，让百姓享受较长时期的富裕生活，则是一个关键问题。“心存天理，义取天下”是清代晋商留给我们的答案，《行商遗要》揭示了一个商贸福民的鼎盛时代。

繁盛于18-20世纪的“万里茶路”是当时亚欧大陆的“世纪动脉”^[2]，晋商正是这条商路的开辟者和主导者。他们每年用于茶叶生产、运销的白银投入有数百万两，1850年茶路贸易兴盛时期，年输入俄罗斯的茶叶就达近千万斤。“万里茶路”不仅成就了晋商“富可敌国”的神话，也让俄罗斯恰克图茶商所居街道，成为“百万富豪一条街”；不仅让中国众多产业卷入其中，许多百姓因此富裕，许多城市因此繁盛；也开发了许多俄罗斯的工业经济，让俄国商人和政府的收入迅速增加。十九世纪上半叶，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而所征关税又以进口茶税为主。1841-1850年十年间收茶税480.8万卢布，1851-1860年间又收茶税482.79万卢布^[3]，二十年间茶税不减。道光时期(1821-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国对华贸易额，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输入商品的19%是通过这里进行的。

可以说“万里茶路”造就了众多富商大贾，也造就了一个因茶叶贸易而繁盛的时代。但是富商大贾因何壮大，繁盛时代因何造就，背后的细节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本文以山西三和号茶庄遗留的办茶宝典——《行商遗要》为研究对象，对繁盛背后的缘由做一个探讨，便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那个时代。

一、《行商遗要》——晋商办茶宝典

（一）关于《行商遗要》

《行商遗要》（手抄本）是山西祁县三和号茶庄在湖南安化办茶的操作手册，现存于山西祁县渠家大院博物馆。《行商遗要》（手抄本）是用毛笔字书写在线装麻纸上的，共77页，2万多字，封面覆有兰色封皮。此手稿为三和号茶庄百年办茶经验积累，由几代办茶商人总结笔录而成的经典办茶操作手册，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珍贵的晋商“办茶宝典”。因此，作为第一手原始资料，通过它来了解当年晋商办茶的细节，以及万里茶路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很强的可信度，是我们了解晋茶商当年盛况最有力的工具。

（二）《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

《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呢？如图1所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行商遗要》为经营100多年以上的三和号茶庄的办茶手册，手稿作者年龄60多岁，在安化办茶40多年，走遍十余省份，老茶商毕生的经验与百年老号的存续，无疑映射出了一个鼎盛的时代；二是《行商遗要》反映了茶叶贸易与社会的关系，由茶叶贸易，引发的各行各业的繁荣，形成了一个百余年的鼎盛时代。

首先，三和号茶庄在两湖办茶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1818-1921）。据史料记载三和号茶庄生产的“三和茶”就是当年畅销国内外的“千两茶”。《行商遗要》这个办茶宝典，揭示了三和号茶庄办茶的细节，也解释了三和号茶庄兴盛百年的秘密。所以，能从中折射出茶商鼎盛的缘由。

其次，《行商遗要》（手抄本）记录的内容，虽是茶商的办茶宝典，但同时也反映了茶叶贸易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如图2所示，《行商遗要》（手抄本）囊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4]：1、“商德篇”。即商人经商的灵魂或商人如何立足于社会的行动指南，我们发现晋商办茶事业之“商德”化成了整个办茶过程的具体行动，是晋商与各方打交道的核心“行动指南”；2、“茶路篇”。手抄本中详细记录了从祁县至安化的往返路线、搭乘的交通工具、所用的时间、经过的里程、歇脚及住宿的地方等，在交通不便的那个时期，远行的办茶人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详尽的“交通指南”；3、茶山购茶篇。手稿中详细记录了如何选择熟识、信得过的茶行，如何准备购茶所用器具，如何选购上等好茶等细节。其中对精选好茶之方法的形象、精炼描述，至今仍是人们选茶时常用的标准；4、茶厂制茶篇。这部分详尽说明了茶厂制茶的流程、工艺、所需要的人工和器具，以及各项费用，是晋商监督制茶过程的操作指南；5、厘金及水陆运费篇。这部分详细说明了茶叶运输过程中的税收和运费，甚至如何防范物流中的风险等内容，便于茶商逐一把控；6、社会环境及其变化篇。手抄本中不仅有专文记录了由于社会环境变化、收茶称规变化，导致茶商经营状况的变化，以及茶商与当地茶农关系的变化，还详尽地列出了当地同行的名称和地理位置分布，说明三和号茶庄的办茶人对影响自身生存的社会环境有高度的敏感性。

正因为《行商遗要》通过办茶手册，反映了茶叶贸易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茶叶贸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如涉及的行业、投入的人力物力等，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办茶宝典就能理解它（茶叶贸易）为何能带来一个时代的繁荣。

图1：《行商遗要》为何能折射出茶商鼎盛时代？

图2：《行商遗要》（手抄本）主要内容

二、《行商遗要》——茶商鼎盛根基之注解

《行商遗要》（手抄本）详尽记录了三和号茶商办茶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让我们能通过观察茶商经营活动，悟到其之所以鼎盛的根源。

（一）纯正朴实的行商之道——成就茶商百年基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又云“廉贾归富”。他在2000多年前对商人基业寿命长短的判定，在三和号茶庄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手抄本中的商德篇开篇第一句就是“为商贾，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可以说“心存天理，义取四方”就是三和号茶庄始终贯彻的、纯真朴实的商业精神，是其稳健成长、拥有百年生命的保障。为了让代代相续的员工能深入理解这一精神，《行商遗要》从几个方面对此做了进一步具体解释：1、如何诚心对待东家。“领东本，遵号令，兼制茶货。逐宗事，照旧规，勤勤俭俭。诸凡事，切不可，耗费浪荡，怕的是，遭祸孽，遗累子孙”；2、行路中如何行为朴实，注意安全。“行水路，走江湖，跋涉艰难；勿华丽，学朴素，免惹盗窃。晚早宿，晨早行，以防不测。水陆路，遇生疏，最忌相伴。若同帮，宜逊让，勿要尊敬。再不要，非长幼，着人说道。为客商，学谦和，勿势欺良”；3、进茶山采制茶叶时如何认真做事。“俟进山，逐款事，安置齐备。办洋庄，办口庄，各事不同^[5]，若洋庄，预先访，全靠耳目。勿碍滞，生机见，临时通变；或缓办，或多贪，自立主章。制黑茶，逐宗事，慢慢张张；侯出乡，归买茶，取出真眼”；4、如何对待茶户。“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你纵是，经练手，不能哄他。每日里，十点眠，五点即起客出房;合行人，惊动急起；或做工，或做甚，各执因干”。最后，怎么衡量自己的言行是否偏离商业宗旨呢？“平素日，手摸胸，细细思量；勿倍工，勿耽误，可称老板。莫学那，骄奢傲，时新款样；莫学那，匪类事，嫖赌嬉游。宗宗件件，照旧规，真无走凿。”这些结合办茶活动对其商业精神的朴素解读，像是一位拥有经验的长者对新接班员工的谆谆教诲，字字精炼，道理浅显易懂。正如书写者道出的初衷“但愿的，接事伙，如同班相^[6]，尽其心，竭其力，正直端方。”

细读《行商遗要》全文，我们发现这一经商准则，点滴化为各环节的操作细节，直接指导了它们的商业行为。如果把员工当作企业组织的一个“细胞”。《行商遗要》中强调的“心存天理，义取四方”就是给每个“细胞”安装的“定位罗盘”。有了这样的“罗盘”，员工们便可“从义不惑”。个人心理“焦距”与企业心理“焦距”可以迅速“对焦”、“重合”。“对焦”过程速度快、调整半径短、迷惑少，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每一个“细胞”“定心”、“正心”，进而做出正确抉择的法宝。正因为如此，三和号的“注重商德”，成就了其百年基业，也验证了“廉贾归富”的道理。

（二）操作流程细密清晰——执行准确高效，不走样

《行商遗要》的记录显示从山西祁县到湖南安化，行程约4010里，往返需2个月的时间。办茶使命的完成涉及：1、在规定的时间安全到达；2、做好选茶、购茶、制茶、包装、运输、缴税、发货的工作。办茶过程长，不确定性高，如何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呢？晋商通过对以上办茶工作一一制定细密、清晰的操作流程，大大降低不确定性，确保了办茶工作的质量。就其中“选黑茶要诀”一点来看，晋商先是对选黑茶标准有一个总的描述：“我号买黑茶首重地土归正，择选产户潜心之家^[7]，预闻留心上年未摘子茶^[8]之货，必根条柔气，精力沉重，油水、色气、香味种种皆佳，内外明亮，满碗俱清，此茶用心切买。思维前辈老板创业招牌艰难，历年已久，宜深审辨，勿惜价而弃也。戒之！戒之！”；随后又具体说明哪里是“地土佳”的茶产地，并进一步对茶叶采摘时间、色、形、味、轻重、外像、内像、冲泡效果等都作了形象而详细的说明，且有好茶与次茶的细节对比。其层层接近、步步细化的选茶操作指南，不仅至今仍是安化茶人判别茶叶等级的经典标准，就连我们这些外行，也能据此对黑茶质量说出个一、二来。图3以简明图示的方式描述出了《行商遗要》中办红茶、黑茶的细节，供读者直观了解。

 

图3：《行商遗要》中办红茶、黑茶的细节

（三）例外情形预设对策——完成使命不退缩、不放弃

办茶过程中遇到人力不可控的例外情形怎么办呢？《行商遗要》中除了正常情况下的细节指导外，还在可能出现例外情形时给于具体的指导。如从河南赊旗镇进入湖北，一般改走水路。但是若“唐河水小”，无法走水路怎么办呢？那就“起旱，三天半至樊城”；再如“二十五里至欧池口^[9],进小河下水,如大水，右走晃湖寺省路；如中常，走左，三乂河^[10]；如水枯，再左，走年鱼夕^[11]，此路多走一二百里。”……,类似这样的叮嘱，文中多处出现，这让南下办茶的员工能在遇到例外情形时，不退缩、不放弃，体现了一种积极应对，无论如何完成使命的商业精神。

图4：《行商遗要》中描述的从山西祁县至湖南安化行程简图

（四）风险揭示规矩周知——商道交规与警示

行走在商界，自然要知道一些常识和商业规矩，并且明白哪里可能暗藏陷阱。这些知识看似与业务无关，却可能因此功亏一篑，造成商业上的失败。《行商遗要》中不惜笔墨地记录了湖南安化的风暴日期、茶叶产地分布、茶叶商号分布、茶商、茶行、茶农的关系细节（各自的分工、费用等细节）、茶叶加工、包装、运输、税收等细节，各种货币兑换细节、称码高低、原材料价格细节，与各方人士打交道的规矩细节……，这些细节的叮嘱，起了“商道交规”的作用，让员工能预先对这些规矩心中有数，进而遇事“行止有度”。除了“商道交规”的交代外，《行商遗要》中还有多处对商业陷阱的警示：如在谈到从边江到益阳，经资江水运货时，提醒员工这条河与别的河大不相同，在装船的时候要确保船夫是熟练稳重的老船夫，如果是生疏的船夫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装船；武汉码头是五方杂处之地，花费大，诱惑多，一定要择选诚实稳妥之人驻扎在此码头，否则，稍有不正，易入赌博匪类之道；在樊城负责往赊旗发货的人，一定要经常去码头看看，了解货到与否的实情，以免被船行蒙骗。……，这样的叮嘱犹如在商道上设置的“警示牌”和“红绿灯”，让员工对可能存在的商业陷阱，以及规避陷阱的策略了如指掌。

 

图5：《行商遗要》对运茶途中的风险揭示

（五）行情万变抉择有方——练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商业功夫

成本控制是茶商获利的关键，除了对经销茶叶所涉及的各种原料、人工、运费、税费，甚至给官吏的打点费等的一般行情、最新规定、及上下浮动的详述外，还专门针对赊旗镇瞬息万变的运输费用行情作了描述，对员工在此地的抉择标准进行了指导：“世（此）处码头,百货皆聚,陆路为首。在彼发货之人，更宜精细活便^[12]，不可值滞（迟滞）^[13]，而道路甚多，脚价涨、吊（掉）不等。即以西路马车论之，每千斤四五十两价，业已^[14]见过，一十三四两行情亦是有之。思此涨、吊，实属远矣！虽是此论，尚属思量，日节迟早、知事缓急如何，再思码头存货有无及之多寡，乃发货第一要法也。即此处多费脚资，能在赶通州、祁县春季之驼，货早上口^[15]，亦方可矣！”行情万变、涨跌甚大的情况下最易紧张、慌乱，而稍有决策失误，便会失算赔本。《行商遗要》给了员工此种情形下的抉择标准和“精细活便”的决策权，无疑能让员工在惊涛骇浪的商海中，练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商业功夫。

 

图6：《行商遗要》中叮嘱茶商对运费行情变化如何抉择

正是《行商遗要》中这些按照办茶流程各环节，对茶商需了解的知识、要注意的问题的，考虑周密、详尽的告知和操作性极强的叮嘱，保证了三和号茶庄办茶的质量和效率，也奠定了其兴盛百年的根基。

二、茶叶贸易引发的鼎盛时代

茶叶贸易为何能带来一个时代的鼎盛，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是茶叶贸易发展的原始动力

《神农本草》中有关于茶的记载：“苦荼，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学者据此推断，人们对茶叶的认识，最早源于公元前2700多年的神农时代；茶叶的商品化大约出现在南北朝的宋（公元420-479年）时期，茶树种植方法最早在公元805年由海登法师传入日本，19世纪20-30年代开始，欧洲殖民者开始在爪哇、印度、锡兰种植茶树，在这些茶的生产、加工技术日渐成熟之际，大约在民国时期，印度和锡兰茶开始在世界茶叶市场上与中国茶竞争，并逐渐占据上峰。

而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几乎是唯一产茶的国度（日本的产量很少），茶叶的消费群自上而下，从神坛走向贵族，又从贵族走向民间百姓；茶叶的生产地自东向西，从原产地云南，一路向东，走向福建武夷；茶叶的销售地自中原向外围不断辐射，从中原腹地走向北部边疆，又从中国走向世界。诗人拜伦说“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山的红茶，酒有害，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严肃”（拜伦《唐璜》）；俄罗斯人说“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牧民们说“没有茶，我就不上工”。毫无悬念地，茶成了区域贸易、世界贸易的主角，成了能带来政府税收，商人利益的极品“膏脂”，随后又成为政治的砝码，战争的缘由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继唐、宋、元之后出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与俄罗斯领土的南移，亚洲近邻密切交往、欧洲人用大帆船输送美洲白银到中国等要素，奇妙地相互融合、牵引，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中国被纳入了世界贸易网，她为全世界输送着自己丰富的物产和手工制品。我们不可能称那个时代的中国为“世界工厂”，但形象地称她为“世界作坊”，却似乎并不为过。

中国独产，异域他乡嗜求，轻便耐储，健康、时尚、高雅的“茶叶”，理所当然地成了洲际物流的核心产品。除了海上茶叶贸易，由晋商开拓主导的、从福建下梅经蒙古库伦至俄罗斯恰克图，再至莫斯科、圣彼得堡，长约1.3万公里，串连起无数个沿线城市和乡村的“万里茶路”，繁荣了约2个世纪，成了拉动中蒙俄经济的一条“世纪大动脉”。

三和号茶庄之所以能繁盛一个多世纪之久，与这个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除了三和号茶庄，还有很多茶庄因此繁盛，《行商遗要》中提到，民国初年两湖地区的洋庄^[16]茶庄就有288家。

（二）初级的生产、加工、运输方式引发大规模人力物力支持

除了当时有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茶叶贸易能成为“经济动脉”，带动许多产业的繁盛，还在于当时相对初级的交通、运输、生产、加工、销售等方式。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兴盛，需要众多行业、众多人力物力的支持，否则，这个行业将无法长期兴盛。

就拿《行商遗要》中所记录的从山西祁县到湖南安化边江村的行程来看，与现在的交通方式相比，仅这个简单的去程，就能产生许多消费，带动许多相关行业发展。（见表1）

《行商遗要》（手抄本）中记录的从祁县到湖南安化县边江村，陆路加水路合计3665里，按清代里程1里=576米计算，合计2111.04公里。用时45天左右，经停地名135处，日行50公里，用餐135次，住宿45次。按书中记载每人每天伙食费160钱计算，每人去程的餐费为7200钱，如三人同去，需花费21600钱，按1000钱换1两银子计算，需21两银子。其它还有住宿费、车船费、税契费、雇人搬东西的脚力费等，无法一一计算。假设住宿、车船等费用与餐费相当，则从祁县至边江每人用银21两。有学者计算清中后期1两银子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200元左右，则每人需花费4200元，是现在费用的4倍还多。（据史料记载，当时湖南长沙嫁姑娘的聘礼是700文钱，不足1两；现在坐飞机到长沙用时2小时，再乘汽车到安化边江约用时5小时，合计7小时。中间用餐1次，不用住宿；如果坐高铁到长沙，用时7.5小时，再加上乘汽车到安化边江的用时，共14.5小时。中间同样用餐1-2次，无住宿。费用不足1000元。仅餐饮、住宿、车船的经济拉动作用和贸易引致的行业联动作用更是远大于今天。把今天与清代末期的情形做一比较，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当时的交通方式引发的经济拉动作用。（见表1）

可以说当时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方式，甚至金融业相互配合的方式（大量的当铺、钱庄、票号出现）、信息传递方式（民信局出现，在沙漠地区，用狗当通信员）、行业行会的管理、政府的税收等，都有配套的变化和构造。这种拉动作用，对交易各国都是一样的。

为了换到更多的茶叶，茶叶贸易成了俄罗斯手工工业的推动力：“茶叶贸易开发了许多全新的工业部门，并盘活了更多的资本”；为了生产更多的茶叶，茶产地人烟密集，商贾辐辏，通筏市集，饭店、渡口常有摩肩之势。靠茶度活者，有开山者，有摘茶者，有开庄及采装者，有做茶贩者、筛茶拣茶者；除了茶产业，与茶叶包装、运输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茶叶的包装就为茶叶初级集市带来编织竹篓、制作麻袋、修补麻袋、制木箱、铅片包装等手工行业。而茶叶运输所引发的苦力荷担业、舟楫业、车马业、驼运业，甚至运输途中歇脚的客店业，兑换银钱的钱庄业、异地汇兑的票号业、抵押周转的典当业、押运保送的保镖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茶叶沿同样的路线汇集、运输、四散销售，或与之对流的布匹、丝绸、纸张、粮油、药材、铁器、陶瓷、日杂用品、皮毛、牲畜等，不仅壮大了这条“生命之路”，还催生了一批如大盛魁、常氏、邹氏等纵横商海的大商号、大商人；茶路沿线的商镇，如下梅、河口、安化、羊楼洞、聂家市、汉口、襄樊、赊店、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太原、忻州、代州、杀虎口、张家口、多伦、满洲里、海拉尔、丰镇、集宁、呼和浩特、包头、定远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等，也因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

（三）各种联合合作使各方力量汇聚成河，连结成网

茶叶贸易的利益可以吸引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商人们短暂的合作，却难以保证这种合作的持续和扩大。是什么让无数的商人们有效合作，把“茶路贸易”的“蛋糕”做得这么大、这么持久、这么有滋有味呢？茶路贸易有形的信息网、交通网、物流网、资金网、人力网背后，一张无形的、闪耀着“诚信义利”商道光辉的商业“信任大网”渐渐浮出水面：激发掌柜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东掌两权分离制度”，让员工视企业为己出的“人力股制度”，一言以诺绝不苟且，终身不移的商业伙伴间的“相与制度”，信义相孚，通力合作，维护正常商业秩序，保护商人共同利益的“行会制度”，守法爱国，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大商人气魄，“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的良商本色……。这些信任的关键环节，使大家联为一体，形成合力。商道之魂既能像温热的茶水一样，涤荡商人的灵魂，保健商业市场“肠胃”，还能让商业利益生根发芽，硕果累累。 采茶人说“茶是草，客是宝，茶客不来不得了”，饮茶人则在200年后，还对当年的“川字牌”砖茶念念不忘；恰克图、晋商故里、下梅村，茶路沿线处处有百万富豪，却处处又传颂美好商德；杀虎口有茶商赞美税官的石碑，中俄茶路贸易在平等合约下进行，是无毒品（鸦片）的绿色贸易。成百成千万的贸易在进行，商人们却内部鲜见纷争，外部少见干戈，如茶叶那样受人欢迎。

也正是这种“信任大网”的神奇力量，起到了给茶叶贸易保驾护航的作用，成为茶叶贸易繁盛时代的核心力量。

三、“万里茶路文化线路”将成为新的“世纪动脉”

“万里茶路”再度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将以“文化线路”的姿态成为21世纪的“世纪动脉”。

（一）“文化线路”是文化时代的“世纪动脉”

时代的发展总是以那个时代人们的主要诉求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生存需求”为最大的需求的农业时代（18世纪前）、以“成长需求”为最大需求的工业时代（18-20世纪），自21世纪初开始，人类进入了以“追求精神满足的需求”为主要需求的“文化时代”。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文化消费以多种形式涌现。其中类似“丝绸之路”的“文化线路”在世界各地的申遗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拉动沿线的产业发展，成为文化时代的“经济动脉”。从福建下梅经蒙古库伦至俄罗斯恰克图，再至莫斯科、圣彼得堡，长约1.3万公里、跨越4个世纪、串起无数个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的城市和乡村的“万里茶路”，无疑拥有新时代“文化经济动脉”的巨大潜力：

1、“万里茶路”是拥有丰富生命特质的“神奇之路”

“万里茶路”由众多的辅线、支线构成，形成一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商业贸易大网。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骆驼牛羊马，“万里茶道”是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洲际物流通道”；“万里茶路”引发了深刻的产业连带效应：茶产区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沿途的水陆运输业、沿线城市的商业、西伯利亚的工业都因之繁荣，无数的劳动力被动员，众多的商人致富，政府的税收也“滚雪球”般地增长，“万里茶路”是给经济增长添加“酵母”的“生命之路”，是推动亚欧大陆经济运转的“世纪动脉”；“万里茶路”成就了晋商、俄商等沿线商人的传奇故事，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商业成长、繁荣、衰落的的丰富细节，所以，它是一部“商业传奇史诗”之路；“万里茶路”是农耕地区、手工业生产地区与游牧地区互通有无的纽带，是中蒙俄和平相处、互利贸易的产物，所以它又是一条“民族融合、文化交汇之路”

2、“万里茶路”是穿越时空，反差强烈的“体验之路”

曾经因茶而生，处处是金，为俄罗斯提供近1/4税收的恰克图，如今静谧、祥和，如一个安静的小镇。但是，浓浓的历史依然裹不住恰克图人对经济增长的渴求；曾经是纵横南北的商业网络中心、汇通天下的金融中心、海纳百川的财富中心、群英荟萃的人才中心的山西，现在正为经济崛起的雄心而奋斗；曾经“茶去如流水，银来如堆山”、上交税收占湖北省的一半、最早开通电报业务，建有自己的发电站，全县的教育经费由茶商捐助，实行区域自治的湖北小镇羊楼洞，近几年差点被当地政府改了名字，抹去与过往辉煌的联系；曾经“苍岩铲为赤壤，清溪汛为黄流”、“每日竹筏300张，转运不绝”热闹非凡的武夷市下梅村，如今以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身份，成为一个令人身心陶醉、安静、美丽的世外桃源。

重走茶路，我们处处能体会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一片柔嫩的茶叶、一丝掠过舌尖的清香，就这样带着我们在历史的漩涡中沉浮。不知不觉，我们的身心会被历史融化，融入它多变而又神奇的世界。

3、它是景色优美、文化交融、新奇不断的旅游“瑰宝之路”

风光旖旎的南国水乡、山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雄浑的塞外大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热情浪漫的异域他乡，编织着“万里茶路”最秀丽的自然风光；散落在相当于地球南北直径距离的茶道上的无数历史古迹，默默地讲述着久远的故事；点缀在茶路上的200多座城市尽情地展示着多彩的风土人情。

“万里茶路”赋予了自下梅村至彼得堡，所有沿线景点、城市，一个整体的生命。当我们换成这样的眼光，去欣赏茶路沿线不同的地域和气候造就的，一处处奇特的山水风光，茶路先辈留下的文物古迹、文化遗址，不同民族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品味对茶文化的情结；去体会因茶路贸易而形成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习俗、礼仪等文化的相互融汇，共同发展；像翻阅一本书一样，品读这个生命的过去，推断它的未来，发现和补充书中没有记载的更多新奇、丰富内容。这时，每个人的心中便有了不同的“万里茶路”，一个还将继续成长、清晰、美丽的“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不仅是一条可以与汉代“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一条跨国黄金旅游线路,更是一条象征开放、文明、友谊的文化纽带。对这条线路的联合开发，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万里茶路”新时代之“世纪动脉”的愿景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二）打造“文化”“世纪动脉”需借鉴晋商经验

“万里茶路”之美，人文底蕴之深厚，就像一颗优质的种子，决定了它在“文化时代”的春天定会生根发芽，但是能否重展雄姿，再度辉煌几个世纪，万里茶路相关产业能否像曾经的三和号一样兴盛，则需要这个时代的人的培育能力。

三和号茶庄的成功，取决于三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有正确的经商宗旨。“心存天理，义走天下”，这样的为商准则，进一步化为东家与员工协心同力的“人力股”制度，获得资本与人力的长久推动力；化为商号管理准则、与茶农、茶行、运输业、同行、政府等的处事原则，虽然经营时间长久，但是所有的制度和行动都不偏离初衷，就像一棵大树，没有生出不必要的旁枝，也有效地避免了内外部的风险，为自己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作为当代经营“万里茶路”文化产业的企业，对自己的经营是否有准确的心理定位，是否能贯彻在各项规章制度，以及无处不在的行动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实在是不容易的；

二是有精细、准确的实践。《行商遗要》是三和号茶庄多年经营经验的总结。造就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像打磨精细的手工作品。常年经验教训的积累，形成代代相传的文字和操作指南，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这种精益求精的经商之道，一是会节省经商成本，因为所有过去的实践都沉淀成了经商的规矩，省去了接班人的探索和试错过程；二是对照旧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就清晰而明显，调整起来也较容易，使企业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不失灵活性。

在这一点上，当前相关的文化产业是否已经有所沉淀和积累，是否有长久打磨和成长的决心，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三和号茶庄的成长，离不开行业联合的保护。这个行业联合指两个方面，一是茶叶行会所起的作用。据我们对清代商业的考察，所有的商号都加入了相应的行会，地方行会又组成区域行会，行会之间又形成相互合作关系。同行内部的管理、行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全部由行会来进行，其执行力要远远大于政府的法律法规。比如《行商遗要》中提到茶商从茶农手里买茶，按照行规每包实际称25.5斤，但要按25斤算，多出来的0.5斤，是考虑到茶叶潮湿多算出来的斤两。这个规矩被茶商和茶农共同认可，并作为行规刻碑为证，实行了很多年。但是，民国初年，为了多征收“厘金”，政府不再允许茶商多占茶农0.5斤的便宜，导致茶农茶商纠纷不断，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也影响了茶庄的生存；另外，在汉口曾经出现六省茶商联合抵制外国茶商，最终取胜的事例。起因是外国茶商不用茶叶行会统一规范校准的称，并且不像别的茶庄一样，当着茶农的面称茶，有欺凌茶农的现象。为了抵制这种行为，六省茶行联手，不卖茶给外国茶商，最终迫使外国茶商屈服，并遵守共同的行业规矩。如果没有行会的联合和保护，三和号这样的茶庄，是不可能有150年的经营寿命的。第二种联合是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联合。这也是市场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三和号茶庄依赖当地茶行与茶农接触，形成稳定的供货源；同时也依赖成熟的制茶队伍，制茶过程由当地“包头”承揽；以及各种人力、车船、畜力组成的物流产业；和外销的东西口茶商、分散在各地的零售茶商、票号等金融业等，所有行业的成熟和有机联合，才成就了三和号作为茶叶批发商的百年辉煌。

当代的文化产业所处的环境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既有先进的一面，如互联网和各行业的成熟，也有不如意的一面。比如发生在2015年4月10日^[17]的38元一只的“山东大虾事件”，被商家宰客的顾客投诉无门，110说“不归我们管”，物价局说“等明天处理”，最后直至媒体渲染，才有人插手。事后，国家旅游局局长说，“一盘天价大虾，毁了山东几亿元的广告宣传。可是，我们旅游局管不了”。如果此事发生在清代，街道的同行就可以凭行规抵制这种破坏行业信誉的行为，根本不用消费者“投诉无门”。不法商人没有有效的约束，也就意味着良商没有有效的保护，这样的商业环境，对商业的成长繁荣是不利的。

（三）中蒙俄联手是成功之道

万里茶路之所以成为世纪动脉，离不开清代中俄两国政府的大力推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了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中国北京、库伦（今乌兰巴托)、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经商。由于俄国已从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俄政府希望能与中国扩大两国间贸易。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雍正五年)和1728年(雍正六年)同俄国签署了《布连斯基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边界,明确规定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每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互市。1728年到1730年,中俄两国的恰克图市场已经建立起来，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俄国市圈称“恰克图”，中国市圈称“买卖城”。两国市圈毗连，中间仅一木栅相隔。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中止了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为了促进中俄贸易的进行，双方在商路开通、贸易监督、维持秩序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1737年3月（乾隆二年二月）清政府兴建了绥远城，这是西北地区最高权力机关的驻地，对北方商贸集散地和商旅安全发挥着保护作用。俄方在乌兰乌德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为了规范交易秩序，恰克图市场曾因个别不法商人的扰乱，几次停市。每次停市后，更规范的交易秩序就会强化和重建。另外在茶叶贸易的税收优惠、商事习惯的养成和执行、产供销等环节的规范等方面，两国政府都作出了制度保障。可以说，没有中俄联手，茶叶贸易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的繁荣。

“万里茶路”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以“文化线路”的身份重获新生，同样离不开中蒙俄三国的联手。事实上，中蒙俄三国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图。自2003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就在“茶叶之路”沿线地区民间交往、文化、经济、旅游合作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自2009年起蒙古国开始参与“茶叶之路”项目，于是开启了三国联合的“茶叶之路”研究工作。在2011-2012年间，三国联合开展了旅游线路开发、国际学术研究等多种会议。 2014年3月，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为中蒙俄三国茶叶之路沿线地区历史、文化、人文、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对接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国元首在杜尚别首次会晤，一致同意优先发展经济领域合作。2014年10月，“万里茶道”沿线中俄17个城市，共同在武汉签署了《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提出“各方将积极保护本市域内的中俄’万里茶道’历史遗址，收集整理研究’万里茶道’历史资料，以利跨国文化遗产线路申遗”。2015年4月，“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在武汉设立，经过茶路沿线众多城市的共同努力，2019年5月，“中-蒙-俄万里茶道”正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万里茶路申遗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遗产保护为主线，打通连接中、蒙、俄三国，贯通南北八省的文化廊道，实现文化交流互鉴，进而带动沿线经济发展的最好切入点，相信在中蒙俄三国政府与民间力量的联合推动下，万里茶路必将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新时期的“世纪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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