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成效与经验

孙玉琴 舒莉[1]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本文系统分析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领域、投资国别、投资主体以及投资模式等5个方面的特征以及发展成效。在此基础上，分析对外投资对我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国外资源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调节以及我国跨国公司培育发展的影响，从而总结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历史发展经验，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启示。

关键词：对外投资 成效 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通过不断积累，中国从资本极度短缺逐步发展为资本相对丰腴的国家，对外投资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成长为国际投资大国。梳理70年来我国对外投资演进脉络，系统分析对外投资取得的成效，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新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

（一）第一阶段 萌芽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自身贫穷落后，另一方面面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因而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与条件，对外投资[2]自然不构成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议题。但在实践中，为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特别是为便于贸易开展，中国出现了少量的对外投资活动。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和澳门接收了原国民政府设立的一批企业，同时又设立了华润、南光等贸易公司。二是为突破“封锁、禁运”，1953年7月，中国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作为开展对西欧贸易业务活动的一个“窗口”，同西欧工商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后，中国各专业外贸总公司陆续在巴黎、伦敦、汉堡、东京、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与贸易相关的企业也在海外投资开办了一些远洋运输和金融等方面的企业。总体而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极小，行业单一，基本属于贸易性的海外投资。其设立为新中国打破“封锁禁运”、获得国民经济继续的重要战略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第二阶段 起步发展阶段（1979-1990年）

改革开放后，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针指导下，1979年，国务院提出 “出国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此拉开序幕。通过《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 、《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一系列法规的制定，基本明确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部门、审批权限、审批内容、审批程序、审批条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初具雏形。国家外汇总局等部门也出台了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198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企业规模普遍小、资金匮乏、经营自主权有限，缺少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对对外投资的支持与鼓励政策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相对狭窄，主要集中于承包建筑工程、咨询和服务业、加工生产、资源开发等，少部分投资发生在技术水平较高的领域。

（三）第三阶段 调整发展阶段（1991-2000年）

这一时期，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到明确鼓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地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1999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相关部委《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随后，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的配套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发展。期间由于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经验和管理体制不健全，对外投资中也出现了不少短期行为及盲目投资，对此，国家计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强化管理措施。

总体而言，该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加速发展，但呈现出“大起大落”的不稳定特征。

（四）第四阶段 加速发展阶段（2001年-2012年）

这一时期，对外投资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受到空前的鼓励。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被写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战略思想和方针自此开始不断深化和拓展。同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走出去”与“引进来”自此在我国对外开放国策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这一阶段，中国出台并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逐步形成了直接投资核准制度、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对外直接投资监督与服务政策三大政策体系。

自2001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大国成为全球第五大资本输出国，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

（五）第五阶段 稳定增长阶段（2013年至今）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投资开启了新阶段。此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投资政策，一方面通过“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等管理办法，明确限制类投资领域，加强了对外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引导性，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制、实行对投资最终目的地备案(核准)、规范对外投资企业备案(投资)后定期报告制度、采用“重点督查”加“双随意、一公开”的事后监管。通过规范化的指引、管控政策,遏制企业非理性的对外投资问题,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对外投资之路。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显著扩大，对外投资、承包工程、资源开发协同发展，油气、矿山开采等资源领域投资项目与相关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举。

二、对外投资的成效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投资从无到有，规模逐步扩大，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对外直接投资国别不断增加，投资主体及投资模式日趋多元化。

（一）对外投资规模及增速

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与日木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开启了我国对外投资正式拉开序幕。此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从小到大，增速从慢到快，从不稳定到稳定。

图2-1显示，改革开放后到“入世”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总体较小，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在50亿美元以下。且由于投资带有一定随机性和盲目性，对外直接投资增速也不够稳定。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增速稳中趋升。2005年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122.6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稳步快速增长。除2017年、2018年外，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速基本稳定20%～35%之间。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1078.4亿美元。见图2-1。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对外投资进一步增至1,962亿美元。受全球经济波动和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对外投资流量2017年和2018年所有回落，分别为1582.9亿美元和1430.4美元。

图2-1 1990～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2002年后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数据来自200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数据来《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入世”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较小。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有了较快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2003年332.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1179.1亿美元，突破千亿关口，到2012年进一步增长到5319.4亿美元，突破五千亿关口。此后对外投资存量稳步增长，增速基本稳定在24%～34%之间。到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978.6亿美元，突破了万亿关口，至2018年末进一步增加到19822.7亿美元。见图2-2。

图2-2 2003-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2004～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其在全球对外投资中所占份额及地位不断上升。2016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为8.7%，仅次于美国，流量首次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2位。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缩小，2018年，流量仍排名第2位，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上升至12.8%。2015年，在全球对外投资存量排名第10位，到2018年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达到6.4%，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见图2-3。

图2-3 1990-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占比及位次 单位：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9世界投资报告》整理。

（二）对外投资行业与产业分布

70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行业与产业分布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前有限的对外投资主要局限于服务业，特别是对外贸易领域。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逐步扩大，除服务业外，制造业和农业的对外投资也开始起步，涉及建筑业、交通运输、旅游服务业、工农业生产、资源开发等。

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显著扩大，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并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图2-4显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我国对外投资的份额在2003-2006年间在波动中上升，2007年后，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始终最高，到2018年，所占比重上升到35.50%；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6年开始异军突起，占到16.7%，2008年达到25.1%，该行业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2009年对外投资比重下调10%个百分点，为12.5%，之后经过调整逐渐复苏，2018年升至为15.2%；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波动较大，2003年和2016年分别低至4%和1%，2017年甚至出现负数，2006年高至40.4%；除2006、2010年和2018年外，对批发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保持在10%～19%之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从2003年的27%下降到2008年的3.2%，然后逐步上升到2017年的18.60%，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下降至13.4%。

图2-4 2003～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比重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2003-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2003-2004年，商务服务业不包含租赁业。2006年以前交通运输、仓储业数据中不包含邮政业。

从图2-5可见，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投资存量金融为15457.9亿美元，占比高达78%，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行业。第二产业4236.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1.4%，制造业占主要份额，占比约为二产的43%。第一产业对外投资存量为128.4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投资存量比重不足1%，约为0.6%。

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行业有6个，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6754.7亿美元高居榜首，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4.1%。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金额为2326.9亿美元，占比11.7%；金融业位列第三，金额为2179.0亿美元，占比11.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第四，金额为1935.7亿美元，占比9.8%；制造业金额为1823.1亿美元，占比9.2%；采矿业金额为1734.8亿美元，占比8.8%。以上行业累计存量为16754.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服务业占以上六大行业的78.8%。

图2-5 2018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存量及行业比重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对外投资国别（地区）分布

1、中国对全球境外投资

改革开放后，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全球的188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80.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六成以上成分布在亚洲。2018年末，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12761.4亿美元，约占64.4%。其中，中国香港占亚洲存量的86.2%。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为4067.7亿美元，约占20.5%；中国在欧洲投资存量1128亿美元，约占5.7%；中国在北美洲的投资存量为963.5亿美元，约占4.9%；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为461亿美元，约占2.9%；中国在大洋洲的投资存量为441.1亿美元，约占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比重超过八成。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为1708.5亿美元，约占总存量86.2%；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2431.7亿美元，约占总存量12.3%；在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305.7亿美元，约占总存量1.5%。

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合计约为1816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91.7%，见表2-1。

表2-1 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不断变化。分地区看，2007年以前，拉丁美洲和亚洲交替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目的洲。2007～2018年，亚洲始终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洲，拉丁美洲成为第二大洲，见图2-6。

图2-6 2004~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净额地区分布 单位:万美元

分国别（地区）看，2005年和2006年，开曼群岛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地区，占比分别为42.1%和44.4%。其他年份，香港始终稳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位地区，占比在27.9～69.1%之间。2003～2018年，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国、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交替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5国家（地区），详见表2-2。

表2-2 2003~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5国家(地区)单位: %

年份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2003	香港	11.5	看曼群岛	8.07	维尔京群岛	2.10	韩国	1.54	丹麦	0.74
2004	香港	47.8	开曼群岛	23.4	维尔京群岛	7.0	苏丹	2.7	美国	2.2
2005	开曼群岛	42.1	香港	27.9	维尔京群岛	10.0	韩国	4.8	美国	1.9
2006	开曼群岛	44.4	香港	39.3	俄罗斯	2.6	维尔京群岛	3.1	美国	1.1
2007	香港	51.8	开曼群岛	9.8	维尔京群岛	7.1	加拿大	3.9	英国	2.1
2008	香港	69.1	南非	8.6	维尔京群岛	3.8	澳大利亚	3.4	新加坡	2.8
2009	香港	63.0	开曼群岛	9.5	澳大利亚	4.3	维尔京群岛	2.9	美国	1.6
2010	香港	56.0	维尔京群岛	8.9	开曼群岛	5.1	澳大利亚	2.5	美国	1.9
2011	香港	47.8	维尔京群岛	8.3	开曼群岛	6.6	新加坡	4.4	澳大利亚	4.2
2012	香港	58.4	美国	4.6	英国	3.2	维尔京群岛	2.6	澳大利亚	2.5
2013	香港	58.3	开曼群岛	8.6	美国	3.6	澳大利亚	3.2	维尔京群岛	3.0
2014	香港	57.6	美国	6.2	维尔京群岛	3.7	开曼群岛	3.4	澳大利亚	3.3
2015	香港	61.6	新加坡	7.2	开曼群岛	7.0	美国	5.5	澳大利亚	2.3
2016	香港	58.2	美国	8.7	开曼群岛	6.9	维尔京群岛	6.3	澳大利亚	2.1
2017	香港	57.6	维尔京群岛	12.2	瑞士	4.7	美国	4	新加坡	4
2018	香港	60.7	美国	5.2	维尔京群岛	5.0	新加坡	4.5	开曼群岛	3.8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注:表中维尔京群岛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自实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快速增加，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化。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投资流量由126.3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78.9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投资总额的12.2%和12.5%。截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727.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7%。

分地区看，2018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从投资流量看，2018年排名前5的国家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和越南；从投资存量看，截至2018年，位列前5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对以上五国投资存量总额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的53.70%。其中，对新加坡投资流量和存量都位居第一，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5.8%和28.99%；其次是印度尼西亚，2018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流量18.6亿美元，占对“一带一路”投资流量的10.4%。

分行业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行业广泛，涉猎领域较多。近年来发展迅猛的行业包括制造业、电力生产供应行业、批发和零售业和科技服务业等。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的制造业投资金额为58.8亿美元，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总额的32.9%；投资金额第二的是批发零售业，为37.1亿美元，占比约为20.7%；对电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投资极速增长，投资金额为16.8%，同比增长87.5%，占比约为9.4%，该三大行业投资比重总计为63.0%。对科技行业的投资金额为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占比约为3.4%。

（四）对外投资主体省际分布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省际分布从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看，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体分布

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境内主体登记注册类型结构看，到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本土企业数达到2.71万家。从对外投资主体的登记注册类型看，占比最大、最为活跃的群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占43.5%；位列第二的是私营企业占24.3%；其次是，股份有限公司占11.1%；国有企业占4.9%；外商投资企业占5.0%，其他五种（股份合作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个体经营、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等类型企业占11.2%。2018年底，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17643.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的48.0%；非国有企业占52.0%。在非国有企业中，占比最大的依旧是有限责任公司，约为17.8%；其次是私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占8.7和8.6%，其它类型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及集体企业等）非金融类投资存量占比合计约为10.6%。

从对外投资境内主体所在行业结构看，对外投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至2018末，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外投资企业分列前三位，分别为8537家、7216家和3208家，占比分别为31.2%、28.7%和8.7%，比重合计占全行业的69.9%，高达7成。其他行业对外投资且数及占比，见表2-3。

表2-3 2018年末中国对外投资主体行业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省际分布看，2018年底，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487.5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类存量的42.4%，较上年下调2.9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投资存量来源为东部地区，投资存量金额为6156.7亿美元，占总非金融类存量的82.2%；其次是西部地区，投资存量金额为623.5亿美元，占总非金融类存量8.3%；中部地区投资存量金额492.9亿美元，占总非金融类存量6.6%；东北三省最少，投资存量金额为214.4亿美元，占总非金融类存量2.9%。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大的前十个省份见表2-4第1-3列。

2018年底，我国共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4.29万家。从境外非金融类企业的隶属情况看，地方企业占85.7%，中央企业和单位仅占14.3%。企业数量前10的省份（直辖市）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70.2%。其中，广东省境外企业数量最多，占总数的19.1%；其次是浙江省，占总数的10.4%；江苏省位居第三，总数的占8.9%。见表2-4中第4-6列。

表2-4 2018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十位的省市区

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金额			按境外企业数量
排序	省、市、区名称	存量金额 (亿美元)	排序	省、市、区名称	境外企业数量 (家)
1	广东省	2005.5	1	广东省	8191
2	上海市	1180.7	2	浙江省	4554
3	北京市	699.5	3	江苏省	3443
4	浙江生	573.6	4	上海市	3303
5	山东省	549.1	5	北京市	3169
6	江苏省	461.5	6	山东省	2490
7	天津市	246.5	7	福建省	1291
8	福建省	175.7	8	辽宁省	1083
9	海南省	151.8	9	湖南省	932
10	湖南省	134.4	10	天津市	865
合计（占地方存量82.5%）		6178.3	合计（占地方企业总数79.4%）		29321

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数据整理。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体分布

从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不断变化。2003年和2004年，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第一。但2005年后，该比重快速下降，2018年，该比重为4.9%。2005年开始，有限责任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快速增加，始终占比第一，2015年达到67.4%的峰值；2016年该比重下降为43.2%；后占比较为稳定；至2018年，该比重为43.5%。2016年，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急剧增加，至2018年，该比重为24.2%，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股新的力量。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布情况详见图2-7。

图2-7 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五）对外投资模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各种投资方式的比重不断变化。

1、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更多地鼓励利用设备、技术和商标等从事投资，或鼓励海外子公司利用对方信誉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向国际金融机构或非金融贷款机构等筹集资金，缓解国内资金短缺的矛盾。

2、21世纪以后

进入21世纪，并购金额逐渐增加，从2004年的30亿美元分别增加到2016年的1353.3亿美元，受国际形势和中美贸易战影响，2018年并购金额降为742.3亿美元。从占比看，并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逐步较为平稳的下降，由2004年的54.5%逐步下降到2018年21.7%，见表2-5。

表2-5 2004～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料整理。注：2012-2018年并购金额包括境外融资部分，比重为直接投资占当年流量的比重。

新增股权投资额从2006年的51.7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141.3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24.4%上升到2015年的58.2%。债务工具投资额从2006年的93.4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3.6亿美元，但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波动很大，从2006年的44.2%波动下降到2015年的26.2%。当期收益再投资额从2006年的66.5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06.6.7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从2006年的31.4%波动下降到2016年的15.6%。而2018年，新增股权、当期收益再投资金额均下降；债务工具投资投资金额上升，见表2-6。

表2-6 2006～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表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资料整理。

三、对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的当今时代，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成为联系各国的纽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让一国充分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以及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促进我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并带动出口

我国有些行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需求，相当比例的设备闲置，造成很大浪费，企业也陷入困境。利用这些企业的设备进行境外投资，既可以解决国内生产能力闲置问题，又能带动零部件出口。这一效应在我国加工装配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最为明显。通过在海外建立跨国子公司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原材料等、子公司在国外经营过程初也期需要内从母国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形成对出口形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

为开辟海外市场和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建立贸易服务机构，建立国际销售网络等就可以促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增加。我国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源的开采带动了本国相关开采设备和技术的出口，我国的中间产品需求增大，出口随之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他国先进的技术提高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出口。

（二）便于我国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与科技资源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进口经常面临进口价格波动和供给不稳定的不足，对外投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不求近利而求战略性拥有，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争夺战，弥补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的困境。

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是利用国外科技资源的一种有效形式，可以弥补我国某些行业技术开发人才不足，以及以往引进的技术没有知识产权、有时不完全适应我国市场和产业需求的不足。

（三）利于占据全球分工格局中有利地位

一般而言，在对外投资发展过程中间，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边际收益高的高技术产业和高增值部分的加工制造环节，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中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环节。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走出去”，实现对外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国际分工地位自主性提升。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部分产业初步形成海内外产业联动发展势态。目前，中国加工制造业向外转移已不仅仅是制造业产能的转移，还包含了产业上下游、产业价值链相关环节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集群式或关联产业的协同转移。如，一些钢铁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加快布局海外钢材加工配送中心，深化海外供应链体系，努力实现由制造商向材料服务商的转变。再如，上海宝钢股份下属企业在韩国京畿道投资新建一家钢材加工配送中心。

（四）改善国际收支

对外投资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减少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2005年，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08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30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推进，2010～2018年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差额波动较大，低谷时，2018年为491亿美元；高峰时，2015年3042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则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2亿美元下降到2018年的1306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到负182亿美元。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的改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

（五）助力我国跨国公司成长

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拓展自身空间，增强发展动力。处于国际化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企业充分把我市场机遇，强化自身优势，业务不断增加，盈利能力相对较强。2012年，中国大陆仅有中信集团和中远2家企业进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评选出的全球100家发展中国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榜。2013年，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共有18家企业入选该榜。2014財年[3]，入选该榜的中国内地企业增加到16家，其海外资产合计为3264亿美元，占前100强企业海外总资产的19%，海外资产平均值为204亿美元，比前100强企业海外资产均值高出18%。对外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形成世界级品牌。品牌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物化了的重要形象。世界级品牌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与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相伴的，是中国高铁、海尔、长虹、华为、中兴等更多品牌成为世界级著名品牌。

四、经验与启示

（一）持续加大我国对外投资规模

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吸收国外企业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因此，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投资规模，充分发挥企业规模报酬效应。

（二）继续鼓励非国有企业投资主体“走出去”

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存量上份额逐年下降，在中国对外非金融累投资存量总额中的份额由2006年的81%降为2018年的额48%，而非国有企业的尤其时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日益活跃，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增长点。号召非国有企业的加大“走出去”步伐，是符合我国当前对外投资发展趋势的，因此，政府需要为非国有企业营造更好的“走出去”营商环境，推进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选择

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已经拓展在各个领域，从上文分析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如软件信息、批发零售以及金融业等相关的第三产业投资，对于制造业和采矿业等第二产业投资比例下降。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风向和投资偏好，对于新“走出去”的企业而言，选择服务业相关的行业投资进行直接投资可能是一种相对风险较低的投资策略。

（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均衡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上长期呈现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西部地区份额较少，整体集中于部分发达省份的特征，对此应继续发挥发达省份带头引导作用，积极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引导欠发达地区积极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以更直接的方式吸收国外经验与技术溢出。

（五）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自2013年开展“一带一路”投资建设以来，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逐年上升，投资领域深入各行业，尤其在电力、交通等传统行业，投资增速仍保持强劲势头。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可以更合理的在国际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进行流动，实现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在未来，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加大在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以及信息技术等服务业相关的行业投资规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参考文献

1、田巍,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2,11(2):383-408.

2、蒋冠宏,蒋殿春,蒋昕桐.我国技术研发型外向FDI的"生产率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证据[J].管理世界, 2013, No.240(9):44-54.

3、蒋冠宏,蒋殿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J].经济研究, 2014(5):160-173.

4、齐亚伟.研发创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6(2):111-121.

5、毛其淋,许家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J].世界经济,2016, 39(6):77-99.

6、诸竹君,黄先海,宋学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加成率提升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6):77-93.

7、杨青著.《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237～238页。

8、李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效研究[J].管理世界, 2009(9):34-43。

9、李志鹏.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特征、趋势及对策——基于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视角[J].国际经济合作，2013（11）：15-17。

10、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11、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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