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第五次工商业文明创新[1]
庞 毅1,2曹正进2
（1.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北京100071；2.北京工商大学，北京100048）
摘 要：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正在探索并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继古希腊古典工商业文明的创立、西欧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全面创新、北美（澳大利亚）工商业文明的移植性创新、东亚工商业文明的伦理驱动创新之后的第五次工商业文明创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基础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商业文化的转型。中国工商业文明创新的主要特点为：内陆型农业大国跨步进入现代商业社会；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区域竞争激发自下而上的商业创新；技术进步催化；奉行公有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和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中国工商业文明的创新，不能脱离生存基础和条件，要有系统和协同意识与措施，须要服从人类文化的一体化，须要开放和走向世界。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工商业文明；创新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指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商业文明的过渡。中国对现代化（早期称近代化）的探索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制定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尚未达到，但是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决心不容改变。尽管中国是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后来者，但从160多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和未来走势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正在探索并可能实现人类历史的又一次工商业文明创新。
一、人类历史上的工商业文明创新
工商业文明是从欧洲古希腊时期开创的一种文明类型，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工商业文明社会中，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社会在长期工商业活动积累中产生的一种适应工商业和社会生活需要的国家、礼俗、教育、生活等方面制度的文化集合。这里的工商业，在古代是指商业和手工业，而在近现代则包括所有产业在内的一切营利行为与组织。人们经常结合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及其精神和心理状态，将人类文明按照时间大跨度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工商业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基础，因而往往把现代文明称之为现代工商业文明。在人类工商业文明进程中，以下创新历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古希腊古典工商业文明的创立
1．古希腊古典工商业文明创立的基础
古代工商业文明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海洋贸易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工商业在古希腊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个时期上升至主导地位，从而促使古典工商业文明在这里产生。
任何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地理等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古希腊由无数岛屿组成，属于爱琴海区域，地貌多山石，整个巴尔干半岛基本上全由山脉分割，平原地带极少，河流纵横交错。古希腊地区的气候虽然比欧洲内陆要温暖，但由于夏季少雨处于严重的旱季，陆地山石多、土地贫瘠，粮食等农作物的生长条件很差。农业不发达，导致古希腊的大城邦如雅典等地粮食谷物的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居民自我消费的需求，需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输入粮食谷物。
但古希腊地区却适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生长，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者通过商人的中介将所种植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如葡萄酒、橄榄油）换取生存所需的粮食谷物等。对于一些手工业者来说，为了能通过商业贸易来获得所需的粮食谷物，他们必须把作为交换用的商品——手工业产品做得质地优良、造型精美，才能换回北非或者两河地区的粮食谷物，这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另外，在雅典等城邦，失地的“公民”和不能拥有土地的外邦人，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这些人在雅典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是促进雅典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而古希腊地区拥有良好的航海自然条件（内海较多、港湾众多，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更容易等），有利于航海经商的发展，海洋贸易非常兴盛，商业贸易活动因此而发达起来。
2．古希腊工商业文明的主要特点
（1）社会分工深入，工商业以民间经营为主。古希腊时期，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进行得较为彻底，商业和手工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而且基本上是以民间经营的方式来进行，国家垄断、政府直接管理的较少。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主导产业也不一样，这些城邦各有特点，互相补充，形成了各地区产业上的大分工。而各城邦内的分工也很明确，在城乡之间，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场所，农村则是农耕的地方；在人员之间的社会专业化分工方面，有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制造的，也有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而在具体的技术分工方面则比之前的时期更细。
古希腊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奴隶制促进了古希腊社会化大分工更加深入，成就了古希腊工商业文明的繁荣。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主要甚至完全是由奴隶来承担完成，自由民则专注于商业贸易、战争或其它活动，还有一些人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活动，从而产生了众多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脑力劳动者，社会上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丰富多彩而辉煌的古希腊文明。
（2）产生了民主政体。古希腊时期，长期存在着成百乃至上千各具特色的城邦。城邦是设在城堡里的独立主权国家，一般位于海上和陆地的交通要道，兼有军事和商业的双重作用。由于公民以工商业活动或战争作为其职业，决定了城邦政体与以前的氏族制度存着很大的不同。城邦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因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政体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近现代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古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分为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寡头（贵族或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和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当然，古希腊的民主是有限的民主，选民并不包括所有的成年人，只有具有“公民权”的有产阶层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西欧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全面创新
西欧工商业文明是工商业文明在近现代的一次全面创新，这次创新奠定了现当代人类工商业文明以至现代社会的基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14世纪前后工商业与城市的勃兴，是西欧近代工商业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地区、民族间相对隔绝的状态，加强了欧、亚、非洲间的贸易往来，世界商路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使世界各地区扩大了交往，国内市场逐渐扩大为国际市场，旧的商业大国开始衰落而新的商业强国崛起。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进入16—17世纪后，争夺海外殖民地、发展对外贸易成为西欧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紧随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的荷兰、英、法等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和殖民征服。海上世界霸主相继转入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的荷兰、英国手中。1609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成为后来西欧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样板。
16世纪前后，人类社会开始迈向近代社会，为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到来开启了大门。政治上，在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逐渐建立起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经济上，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向世界拓展，开辟了新航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世界市场雏形出现，并进一步拓展。思想上，科学革命、近代科技的出现，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西欧近代工商业文明产生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舆论准备。
英国是欧洲乃至全世界工业革命的先驱，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很快成为世界霸主。特别是其中的苏格兰地区，在18世纪中叶奇迹般地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出现了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自由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深刻影响欧洲浪漫主义的沃尔特·司各特，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等大批近代文明史中的巨擘。他们引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创造了构成现代世界文明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苏格兰人不仅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中流砥柱，更随着“大西洋时代”的脚步，将现代文明理念传扬到欧美乃至全世界，启动世界朝现代文明转向。
工业革命先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后来进一步扩散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业革命开创了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来代替手工工场的新时代，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大革命，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引发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大变革。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其对世界的统治地位，进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世界新格局。
（三）北美（澳大利亚）工商业文明的移植性创新
北美工商业文明是在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上在北美地区所进行的移植性创新；澳大利亚工商业文明以至包括思想体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则完全是从其“母国”英国移植而来。其中美国的移植性创新最具代表性，不仅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工商业文明成果拿来移植，更以其地缘优势（地处北温带气候温和、地大物博、同时具有东西两条黄金海岸线、与欧洲隔岸相对等）为基础发扬光大，创造了无数人类当代文明的传奇。
美国马萨诸塞布兰迪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哈克特·费舍尔，在《阿尔比恩的种子》一书中梳理了美国文化的源流，即美国文化中的英国基因。费舍尔以民俗为切入点，即从语言方式、建筑方式、家庭形式、权力方式、自由方式五种要素入手，考察民俗在当今美国发挥有效作用的过程。揭示了不列颠的四种民俗很早就横穿大西洋传入北美，并在北美大陆奠定了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这四种关于秩序、权力和自由的不同概念，最终成为英属北美自愿社会的基石。这四种“自由方式”相互激荡，让多元主义四处扩展，表现出比任何单一的文化体都更具自由的特征。由此他得出结论：早期美国的四种不列颠民俗传统是当今美国的自愿社会最有力的决定因素，自由方式的多元化是美国最经久不息的传统。
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拉塞尔·柯克（1918-1994），在其著作《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提出，美国的成功之道可以概括为：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而这些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融汇在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四）东亚工商业文明的伦理驱动创新
马克斯·韦伯认为可以从宗教思想里寻找经济行为和精神的根源，他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社会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认为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伟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务，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他认为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通过上述手段来创造“上帝的工具”，创造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种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却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认为这种在精神上的伦理驱动的差异，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19世纪之前的日本，处于东方农业文化和中华儒学文化圈的边缘和附属地位，属于家庭伦理型的世俗文明。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是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始阶段的尝试。但明治维新对吸收和引进西方文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吸取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军事、制度、技术、资本，心悦诚服地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先进性和本国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实行富国强兵、生产兴业等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用“和魂洋才”的模式兼收东西方文化之所长，进而全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再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同时，坚决废除封建的幕藩体制统治和割据状态，建立属于资产阶级政体性质的无皇制君主立宪制；建立近代教育制度，努力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
日本以及其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等东方岛国和地区的近现代工商业文明，是工商业文明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创新，它突破了工商业文明只适合生存在基督教文化圈即新教伦理文化圈的理论藩篱；表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均可以实现现代化，为西方以外的文明体系打开了一扇拥抱现代化的文明之窗。20世纪初日本成为亚洲强国，其后虽经军事帝国主义和“二战”的歪路和惨败，但通过民主改革、调整战后重建政策以及追求至善精益求精的精神等，使得日本经济实现了较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不仅在短期内超过了亚洲大陆各国，甚至越过了东欧、中欧以至西欧，以唯一的东亚身份立足于西方世界。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实质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自然历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自然延续。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的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而国家则濒临灭亡的边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性任务，首先是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然后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由晚清洋务派所主导的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先后提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在“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国防等的近代化。
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清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孙中山先生首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并没有获得解放、中华民族也没有取得独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非常缓慢。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以武装斗争形式为主的斗争以后，终于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正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作出了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战略安排，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本世纪以来，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地迅速发展，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四种方案、两次深化和三重转化
1．实行过四种现代化方案
16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大致实行过四种现代化方案，即：晚清时期皇朝集权的现代化方案；民国时期官僚垄断的现代化方案；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现代化方案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现代化方案。前三种方案中，除去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火频仍，国家分裂、敌寇凌辱、统治腐败，使官僚垄断的现代化方案化为泡影外，其余方案，都曾因排斥市场化而使现代化进程受到重大挫折。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告诉人们，羸弱的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分裂的中国无法实现现代化，贫穷的中国同样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民族统一、国民富裕，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道路，有希望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2．历经两次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体系三个层面的深化和拓展
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的重要特点，是在160多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体系三个层面的深化和拓展，充分体现其历程的艰难曲折。
第一次深化与拓展：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洋务运动早期在“求强”口号下集中由国家举办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无疑更多是从器物层次认识工商业文明。戊戌维新期间，新派人物开始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改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新政”期间，清王朝陆续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认识，逐渐从器物层次经过制度层次，开始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
第二次深化与拓展：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计划体制下，对待现代工业文明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器物层面，无非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以钢为纲”、“农业机械化”，到60、70年代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文化大革命”是计划体制的极端，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因而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动经济建设，并进而扩展延伸到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到本世纪初前后，开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最终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3．经历或正在进行机制、步骤、程度的三重转化
其一是由机械化（计划）向市场化的转变。这个转变同样经历了两个轮次。从洋务运动之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到调整为“求富求强”、戊戌维新、奖掖工商的转变，是第一个轮次。从计划体制的“计划+工业化”到1992年明确提出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第二个轮次。
其二是由求强求富而求富求强的步骤转化。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洋务运动，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由国家举办军事工业。此后，由于军事上的饷需匮乏，经费拮据，洋务派官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并逐渐认识其迫切性，从以求强为主转变为以求富为主，通过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方式和步骤，着力于民用厂矿企业的兴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其目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高额利润，其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绝大部分工人是雇佣劳动者。与此相类似，从20世纪50—70年代依靠国家的强力和管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转变为改革开放后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主体以及个体的活力，打破内部的条块分割和对外的封闭，同样是一种由强而富向由富而强的转化。
其三是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文明体系建设的全面深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日渐复杂，中国现代化建设也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逐步扩展和深入到全面进行文明体系建设、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
（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基础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商业文化的转型
从人类历史的时间长河来看，根据人类生产技术形态划分，人类文明可分为渔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商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进入农耕文明，欧洲的古希腊则在公元前800年就产生古典工商文明。
农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文化是指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具体内容可进一步划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这里更为重要的是，与上述农业文化基石密不可分而形成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无论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军事、教育、思想、艺术、习俗、科技、语言等文化的各个维度与层面，无不浸润着自然的律动、泥土的气息、一亩三分地的情怀、田园的乐趣和春华秋实的喜悦。而狭义的农业文化则是指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科学认识等。本文所称农业文化是指广义的农业文化。
工商业文化是指在工业和商业的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工业和商业相关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近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广泛兴起后，经过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半封闭的、半停滞的、地方性的、非盈利的经济体制。彼时所谓的工业，其实首先就是商业化、市场化的，所以往往工商并称，工商不分。虽然狭义的商业或许并不包含加工工业，但凡是工业必然自身的前提就是商业化的，因为他生产加工产品的目标就是为市场服务的。
现代工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是天翻地覆的，无论是产业、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公司、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抑或是政府监管、国际组织，以及交易投资规则、管理方式方法、技术革命支撑等等。以此为现代工商业文明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艺术表现、科学技术、新闻传播制度、民族宗教制度、军事外交制度等等，也完全呈现一个全新的面貌。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种近现代史上社会文明的伟大转型，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大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以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中国全体人民进入小康社会水平；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很不平衡状态，发展到逐步缩小差距、达到基本平衡状态；从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全面开放；从人治、专制、特权社会逐步转变为法治、民主、开放社会；并逐步缩小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中国现代化建设这种人类历史上社会文明伟大转型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基础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商业文化的转型。因为现代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现代工商业组织，是依赖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则来运行的，否定或者忽视这个规则，便无从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收益和延续。现代工商业活动才是现代人类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的文明基础，尽管人类已经运用机械化大生产，甚而运用计算机、互联网、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使生产经营效率数十倍、成百倍提高，因而可以拥有大量时间、精力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去学习、研究、休闲、娱乐、全面发展。但人类仍然不可能依赖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维持生命的新陈代谢；不可能仅靠虚拟经济活动实现发展；也不可能靠空喊口号而生存；更不可能像“文革”时期凭借突出政治而延续生命，甚至还难以仅靠呼吸空气、沐浴阳光、烟然梦幻来维持生命和思维。所以，现代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才是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基石和支柱。
三、中国工商业文明创新的主要特点
中国正在进行的工商业文明创新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内陆型农业大国跨步进入现代商业社会
人类历史上以内陆型传统农业大国的角色和基础，直接迈进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先例，在中国之前还未出现过。其实在农耕文明历史阶段，能与中国比肩的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就未曾有过，中国以其特有的文化结构取得一花独秀的文明成就。从地缘维度看，率先进入工商业文明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大多为幅员有限的岛国和沿海国家与地区，少有内陆型的农业大国。拥有厚重历史、幅员辽阔、小农自然经济的中国，由于缺乏内生机制，所以在突然与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碰面时，难免初时不屑一顾，后则羞羞答答步履蹒跚，再后还要一顾三回头三翻四覆。而一旦觉醒，犹如醒来的睡狮，必将雄姿勃兴，一发不可收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尽管与中国文化结构近似的国度不多，但在内陆型传统农业大国建立和完善现代工商业文明体系，其对现代世界而言，意义绝对不可小觑。
广袤的乡村是传统农业的乐园，繁华的城市是工商业的天堂。到2017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8.52%，未来变化还将大幅提升。从1949-2017年中国按城乡划分的人口构成比重来看，每年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走势，从1949年的10.64%上升至2017年的58.52%，年均提高0.7个多百分点；且除1965年至1974年这一段时期外，其他年份均呈逐年上升走势。
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到2050年，全球范围内的城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将从如今的55%增加到68%（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2018）。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无论是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从产业结构的转型趋势来看，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在1978年为27.7：47.7：24.6，到2017年则变为7.9：40.5：51.6，产业结构顺序从二、一、三变为三、二、一。从产业结构顺序变化来看，1985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7.9：42.7：29.4。2012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9.4：45.3：45.3。2015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50%且至今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今后中国的产业结构顺序将一直保持为三、二、一，并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仍将进一步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二）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
西欧工商业文明的兴起是由工商业主自发、城市自治形成自下而上的涌动形成，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和主导下进行的，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也是中国在借鉴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先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而作出的战略选择与安排。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和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缺乏工商业文明的内生机制。当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冲击时，自然而然形成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的一系列现代化举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工商业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甚至反复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因而没有少吃苦头。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设计了各类改革政策和具体措施，制定了发展规划，并利用政府的公权和权威来强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便能更好、更快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三）区域竞争激发自下而上的商业创新
工商业文明的本性在于，活动主体是企业和工商业者，而不是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权力的推动是不能形成工商业文明体系的。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区域竞争而激发的自下而上的商业创新，构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基础。
区域竞争包括区域政府间的竞争和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这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同层面的竞争，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其中区域政府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要素市场方面的竞争，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围绕着区域资源的配置、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城乡协调和社会民生等方面，主要在项目、政策和事务等方面进行着直接的竞争。区域竞争是区域发展的本源动力。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着高速增长，使得目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在此过程中区域竞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1949-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以内陆地区为重点的均衡发展战略，区域竞争不明显。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确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以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开放长江三角洲、开发浦东、实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对地方政府实行放权让利、财政包干等“分权”改革措施，对企业则给予经营自主权，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使得“区域竞争”明显化。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的竞争，不仅率先拉开了由传统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序幕，而且成为培育现代市场经济的温床。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竞争过程中，企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为在竞争中保持相对优势地位，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勇于实践，自下而上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落后的奋起直追，领先的则寻找破解发展瓶颈桎梏的钥匙。一些地方政府“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催化和推动企业成长创新的成功经验。
（四）技术进步催化
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进程是先有商业革命，进而引发、推动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起点，始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蔚为大观。人类虽然已经入21世纪，但若想与现代技术为伍，必须借用市场机制，中国20世纪中后叶经历的计划时代的教训值得铭记。摆在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面前的现实是，如何处理以下两个问题并能使二者得到互动协同完美结合：一是运用市场机制激发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创新，二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市场经济建立、发展和完善，而不是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今后的技术进步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进入自主技术开发的阶段，以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五）奉行公有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和共同富裕价值理念
《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在总结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时，将其主要理论归纳为五个方面:经济个人主义；自由放任；服从自然规律，如供求规律、报酬递减律、地租率等；契约自由；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2]郎咸平和杨瑞辉（2012）曾经用通俗的语言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其一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其二是透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其三是藏富于民。
奉行公有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现代化和现代商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历史进程和现行国家管理体制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奉行并突出公有为基础、兼顾公平与效率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有利于在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减缓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转型期的过渡。
四、中国工商业文明创新的基本要求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体系的建立和创新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合二为一，或者说是民族复兴与文明创新的合二为一。文明体系的创新，从根本上讲，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即创造性转化，和对其他文明合理要素的集成创新的二者统一。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文化传统的传承即创造性转化，和对其他文明合理要素集成创新的两翼，两翼不可分割，互动互为因果。
（一）文明创新不能脱离生存基础和条件
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体系的建立和创新，是一个延续和连续的过程。中国经过近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些伟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围绕中国工商业文明建设，以下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深远。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在市场经济和工商业文明面前，缺少历史文化的内生动力。等级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代专制社会或许需要等级，所以儒学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但等级森严的观念和体制，不符合现代商业社会民主平等的要求。官本位同样与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权力至高无上且无处不在，难免阻碍和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泛滥和膨胀，不但极大加重了社会的负担，也使社会效率难以提高。
第二，小农文化根深蒂固。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小农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影响同样深远。小农经济为了经受住各种社会动荡的冲击，从而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社会统一和国家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中国的自然和历史环境，决定了当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建立之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必然性；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虽然中国古代商业为社会发展作过很大贡献，但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第三，市场经济基础薄弱。首先是社会发展基础水平较低，人口素质有待提高，身体素质、受教育水准等虽有很大提高，但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社会结构失衡严重；城市化水平距发达国家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且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人口质量、发展布局和城市形态等方面；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效率等方面依然问题较多。市场经济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程度、营商环境、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和法治保护等等方面。
第四，计划经济死而未僵。举世瞩目成绩斐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要改变依靠国家的强力和管控造成低效和激励扭曲的计划经济体制，激发主体以及个体的活力，打破内部的条块分割和对外的封闭，目的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百足之虫，虽死未僵”，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惯性依然很大，还有广阔的生存土壤。无论是在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上，还是民营经济的生存状况，抑或计划经济的观念，都给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带来不可忽视的副作用。
第五，法治建设任重道远。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息时代工商业文明毫无疑义是法治文明。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儒学至尊的伦理社会，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法治传统。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法治基础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完善，绝非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因此，建设并完善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文明，对于缺乏法治传统，缺乏法治文化内生机制又亟需建立健全的现代中国而言，一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任重道远，但前途无限光明。
（二）文明创新的系统性要求决定转型的全面与协同
工商业文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现代社会系统性整体性的表现更加突出，所以在有机的文化时代,不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人们更加重视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有机统一、综合平衡的重要性。由于工商业文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分割，因此工商业文明的创新必然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完整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战略角度考虑，工商业文明的建设与创新，必须要有系统和协同意识与措施。
（三）文明创新的民族性要求服从人类文化的一体化
工商业文明因其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自身的特性，最具多样性、个性化和差异化，否则难以呈现和展示其魅力与活力。人类文化的现实体现，无疑是以具体的民族、主权、地域、时段为基础表现形态的。所以，工商业文明的运行与表现，商业文化的建设和创新，无疑一定要有它的民族性要求。然而，工商业文明的民族性是与人类工商业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或曰一体化是统一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潮流中，工商业文明的民族性特质需要服从工商业文明的一体化要求。在工商业文明建设和创新的现实过程中，既要传承和体现民族性特点，更须服从一体化要求。
（四）文明的创新要求开放和走向世界
文明的传承须要开放和创新，否则只能断裂或消亡。现代工商业文明本身具有开放性，其创新不可能在封闭环境和孤立条件下完成。完全的自给自足不可能产生交换，略有结余的自给自足才能有偶尔的零星的交换，有一定数量的结余才能有固定场所和规律时间的交换（如集市、节会贸易），只有不为自给自足的商品生产才可能有开放的自由的交换。为使交换自由从而推动交换顺利便捷完成，必须尽可能扩大市场，不仅使交换主体的市场触角广布，也须要向外界尽可能地全方位开放。我们常说要自力更生，这种难能可贵的自励精神尤其在面临生存发展的紧要关头更具积极意义。但在工商业文明建设和创新的过程中，除去要不断励志，更须要有开放的视野和战略，因为开放和走向世界才应该是工商业文明创新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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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e fift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in human history
PANG Yi1,2Cao Zhengjin2
(1. ChinaBusiness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Beijing 100071,China;
2.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 The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highly possibly to realize the fifthradical innovation i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ranking alongsidethe foundation of classica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 ancientGreek, fundamental innov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in Western Europe, immigrant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civilization in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s well as the ethic-driven innovation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The essence of China’s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is the fact that the foundationof social civilization is transferring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to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dustrial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are: the dramatic transaction from aninland agricultural state to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top-down governmentsupport; bottom-up regional competition-driven commercial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motivation; the pursuit of the value where publicownership is foundation,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both efficiency and equity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ultimate goal. China’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civilization innovation is based on its foundation, with systematic andsynergic concept and approaches, following the path of integration of humancivilization and is required to be open to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a’s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