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经办期间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理念探析

陈晋文1  巫丽莎2

（1．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周学熙经办期间的启新洋灰为例,运用历史学理论、现代管理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分析了周学熙在管理启新洋灰公司20年间的经营思想理念。周学熙将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和西方先进经营管理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企业管理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在人才的培养、技术的改造和管理的完善三个层面积极贯彻落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关键词：周学熙 启新洋灰公司 经营理念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中国经营比较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在1914－1924年间曾一度垄断了国内的水泥市场，在当时民族工业发展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启新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出色的企业经营理念，周学熙对当时普遍落后的企业经营思想进行大胆的革新，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大体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力求使公司的人力、物力配合活动达到最高效率，他以此为原则创造出富有周学熙特色的经营理念。本文拟从人事理念、技术理念和管理理念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以就教学界同仁。

一、科学的人事理念

周学熙经营启新洋灰公司，除了利用传统的文化进行管理之外，也很注意吸收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特别是重视企业的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对人和事的管理是伴随着组织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意义上的人事管理则始于工业革命。人事管理为某一组织中的人员管理提供支持，这种管理活动追求效率和机会平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周学熙企业的成功，除了依靠官僚政权特殊的扶植和保护之外，对企业人事管理的重视，可视为其所办企业经营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周学熙深知企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一批懂科学、勤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从他创办启新之初就非常尊重、爱护和善于使用人才，并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人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正如他所说的：“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和资，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①]可以说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严格管理人才是周学熙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不仅重金聘请国外职业技术精英，而且大力培养国内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也注意克服当时企业用人的弊端：在选拔上，采用选举制代替任人唯亲的做法；在数额上，坚持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准绳，防止人员数量过多，虚糜企业财富；制定明确各部门具体经管人员的责任，建立严格的办公细则，以利于各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形成了一套科学的人事管理理念。

1、引进人才

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周学熙大力招募“工艺洋员”，对一些在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外国专家，不惜以高薪聘请，对企业有杰出贡献的人才甚至采用增股之类的方式加以鼓励。从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到1926年退出公司为止，一直是聘用外国技师主持生产的，由周学熙引进的国外职业精英多达数十名，聘用外国技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当时国内洋灰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非常需要国外的技术支持。以昆德为例，他对启新最大的贡献是化验证明唐山附近的塘坊黑土是制造水泥的一项优良原料，这项研究成果使启新大大降低了原材料的成本，不再依靠从南方购进黏土。

其次，在产品的销售上，也离不开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当时中国水泥工业刚刚起步，其它配套环节还没有跟上发展步伐，比如对水泥产品质量的鉴定就没有一个权威的化验机构，但销售产品时必须出具权威机构的化验证明，而只有外国实验室具备这样的资质，这时，外国技师与外国实验室在工作交流上就更加便利。

表1： 周学熙实业集团外聘人才基本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虞和平.周学熙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从表1可以看出，周学熙引进的都是国外专业技术精英，且待遇优厚。这些技术人员，或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或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重大的技术问题，为启新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周学熙开放性的人才观，特别是他的外聘人才思想分不开的。他聘用的外国人才必须专业精通，业务熟练，并且在合同限内，将自己掌握了解的技术尽心传授，使匠徒、学生每六个月能成就一班毕业，并可上岗工作，否则“将合同作废”，这样保证了外聘人才的质量，避免了滥竽充数的现象。另外，鉴于当时国力较弱的现状，周学熙特别注意完善聘书合同条款，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不给列强们干预的可乘之机。

周学熙引进外国人才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高金收买他们的知识技术，以便于本土人才迅速成长，所以在引进他们的同时，他还大力“派专员驻日本调查工艺，考选学生赴日本实习”，他们回国后或成为技术骨干，或成为管理骨干，从而摆脱对国外专业技术人才的依赖，从根本上提高本国技术人员的素质。

2、员工培训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根据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因此，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便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可以提高人口素质的活动，就变得格外重要。事实上，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周学熙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大力招募“工艺洋员”的同时，也大力扶植和使用本土人才，在企业经营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惜花费，通过举办补习学校、聘请外国专家传授先进知识、派遣留学生等形式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力求通过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

周学熙针对企业内职业人才缺乏的现状，创办了直隶工业学堂，“以教育培植工艺上之人才，注重讲授理法，继以实验，卒业后能任教习、工师之职，以发明工业为宗旨”。[②]从教育内容上来看，分为6个专业科目，其中化学科8门，机器科7门，化学制造科7门，化学专科10门，机器专科8门，图汇科7门。这些学科分类详细，均以理化为基础，主要是通过打造专门人才，以达到“实我工艺将来发达之本源”的效果。

周学熙在办学过程中敏锐观察到，近代工业学堂培养的人才“理论多而实验较少”、“大抵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的弊端，因而主张“共学并举”，反对“侈谈学理”、“闭门造车”。因而特地成立了实习工厂，指令实习工厂必须“与工业学堂联络一气，兼以工厂为工业学生实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可为工厂公徒讲课之师，相辅而行”。[③]同时要求学员在工师匠目的指导下“随时讲授兼理、化、美术四科之长”，以达到“量其艺之高下，事之难易”。

在经营管理启新洋灰公司时，为了得到合适的人才，周学熙曾公开招考高等学徒，对于社会上一些“聪颖子弟、汉文明顺”的人员进行公开招考。学徒每天半天在学堂学习，半天入场习工，把学习文化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运用这种方式，培养真正适合启新发展的有用人才。

与此同时，启新也很注重开展对员工的继续教育，为了提高员工的技术文化素质，根据员工不同状况，开办了各种专修班、技训班、补习班和识字班，采取业余学习、现场学习、脱产学习等方式，对职工进行全面培训。经过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公司员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以改变员工思想观念和社会道德风气。更为可贵的是，启新为使员工能够直接掌握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还多次择优派遣员工前往日本大阪、长崎各工厂实习，不遗余力利用各种方式培养实用性人才，力求塑造一个高素质的工作团队，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盾。

由此可见，重视人才培养是周学熙创办企业的一条重要经验，而理论与实践结合是办好职业教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激励奖惩

合理的激励机制在任何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需要有完善的激励机制，使员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让他们能够长久保持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不仅调动了员工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还促进员工在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创造能力，去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周学熙在启新公司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汰劣奖优，通过厚薪聘请技术人员、奖励先进等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启新对于管理人员工资的发放有这样的规定，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分为三部分：职俸、功俸、资俸三种。[④]职俸即为基本工资，按照级别给与若干，但根据业绩，下一级别的人可以享有上一级别的职俸。功俸即根据功绩来确定奖赏，大致将奖赏分为三等。一等功俸：按照本级职俸十成之五；二等功俸：按照本级职俸十成之二五；三等功俸：按照本级功俸之一二五。除此之外还有资俸，根据其表现，若三年内未有犯错者，可以另外加十二个月原薪，以此激发管理阶层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同时，启新也没有忽略激发基层员工劳动的积极性，对工作表现优异的员工发放奖金。奖金有两种形式：普遍奖金，每营业年终一结，按全年所作工数，每工给奖二分，一次发给，计时计件工人同等待遇。优异工资：年终核算，其全年中计请事假、病假或脱班日数，在30日内给一个月工资，40日以内者给20日工资，50日以内给10日工资，以示优异。这些激励措施，有利于员工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工作中去，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使公司的人事管理更加高效。

除了“激励机制”，在启新内部，为了避免一些员工的懒散行为，必要的“惩罚措施”也是不可少的，如公司章程中规定：“凡有心之失，以私罪论，分别惩罚撤参；无心之失，以公罪论，酌量记过罚薪，以昭炯戒”，本公司办事另定有详细规则，只要在本公司办事之人，有故意违规者即行辞退。对外聘人才的管理也同样极其严格，并写入双方合同中。这些条例的出台，有利于防止公司员工形成冗滞涣散、人浮于事的坏习气，以达到对人才奖优罚劣、效率高产的目的。

激励机制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员工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便会对工作的成败分外关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在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周学熙能有如此先进科学的管理理念实属不易。

4、员工福利

员工福利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当时公司制度管理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周学熙就意识到了员工福利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公司来说，较好的员工福利是吸引并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对于员工来说，得到周到全面的保障和长远的财务规划、投资和管理，免除后顾之忧，能够更好的全心投入工作，为公司创造效益。

尽管启新洋灰公司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压迫客观存在，但是公司也在员工福利方面做出了努力，这在当时那个强权社会来说是很难得的。公司注意关心职工的身心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达此目的，周学熙在公司内部推行各种福利制度：

（1）、休假制度。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外县外省者，每年给例假一次，限期40天”，“二年未请假者，得给假期3个月”，“其不通轮船、火车之外省人员，应三年一假，连来往路程在内5个月为限”，并承诺“本公司人员例假按月照给薪水”。[⑤]（2）、住房制度。公司考虑到“津埠房租奇昂”，“购入毗连英租界伦敦路之华界南营地16.92亩”建造廉价出租房屋，为解决公司员工住房困难。（3）、子女教育制度。为能使员工子女能够就近入学，在厂内设立子弟初等小学，并承诺若“将来基金充裕”，再设立中学，对于因公殉职依靠公司赡养费生活的员工家属，子女可免受学费。（4）、医疗制度。为能给员工免费治疗伤病，公司按年向开滦矿局医院缴纳医疗经费，并在厂中设置医疗室，员工家属患病都可入院医治，免收医疗费用。（5）、抚恤制度。对于因公死亡、因病死亡、残废、告老的工人，均按其在厂服务年限，照章给予抚恤金，对于因公死亡者，并给予丧葬及特别抚恤金。（6）、养老保险制度。为了照顾本厂职工养老，实施同人慰劳金制度，即公司于各会员月薪之外，每月加给十分之一的慰劳金，按月储存；同时，会员必须按月提存其所得薪金的5 %，使职工年老无后顾之忧。（7）、其它。设立“公司俱乐部”，添置娱乐、运动、卫生等设备，为员工休息聚会提供娱乐场所。[⑥]

综观周学熙的人事理念，无论是大力培养本土职业技术人才，积极引进国外精英，还是人才管理体制模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实业界里，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但周学熙毕竟是由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其人才思想不可能不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他虽然大量引进西方理化教育以培养职业人才，但追求的仍然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培养模式。在他看来，“西学皆属技艺末务，必须道德以为根，然后有用，否则技艺精而人格愈低”，“须知人生立身处世，以道德为本，技艺为末”。[⑦]这种育人宗旨，仍然未能摆脱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培养人才模式的窠臼。再如人才管理过程中，如果有人犯错，往往迫令下跪并重加惩罚，带有旧式企业封建家长制管理遗风。而且越到周学熙晚年，任人唯亲的现象愈时有耳闻，“用人不当，偏听偏信，对一般职员的呼声，置若罔闻，遇到挫折后，仍不能进行改革。”[⑧]但总体看来，周学熙的人才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开明与卓有成效的，不仅为我国近代培养了许多职业技术人才，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二、先进的技术理念

启新洋灰公司诞生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草创和初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创办的民族企业普遍存在规模狭小、生产设备简陋、产品质量差的弊病，在经营中往往是见利风起，遇阻云散，缺乏竞争力。而周学熙和当时许多成功的民族实业家一样，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非常重视科学技术，注重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深知技术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在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章程”里他就明确指出了创办启新的宗旨：“用机械制造洋灰。运销中外，以挽利权，而垂久远。”他所办的其它企业也都像启新一样，在总体上始终遵循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按价值规律要求，千方百计地更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使得企业得以立于竞争不败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先进的技术理念是周学熙实业集团发展壮大和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1、扩大生产规模

启新洋灰公司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并巩固竞争能力，随着市场上洋灰需求量的增加，曾先后四次扩大生产规模，前两次都是在周学熙主持下完成的。在开办初期，周学熙鉴于旧厂立窑不适用，于1906年向丹麦史密斯公司购置当时最新式制造洋灰的旋窑两具，用干法制造水泥，每天可产700桶（每桶170公斤），后改进可日产900桶，厂址设在原细棉土厂的东边，1908年1月正式开窑，称为甲厂。1911年，启新第一次扩充生产规模，建造了乙厂，公司又向史密斯公司购置旋窑两具，改用半湿法制造洋灰，新购进的旋窑每日可生产洋灰1200桶。1921年，由于洋灰销路激增，供不应求，启新第二次扩充设备。购进史密斯公司大号旋窑两具及其它设备，建立了丙、丁两厂。丙、丁两厂日产洋灰总量可达2600桶。[⑨]

周学熙建成的甲、乙、丙、丁四个厂，年产量总共可达到150万桶，生产规模日趋完备。此时的启新公司与国内各厂生产规模比较而言，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水泥厂了；就国外情况来看，通过启新与日本各厂生产规模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启新洋灰公司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本一般水泥公司的水平。

2、改进技术设备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是普遍的，在同外国强大对手的竞争中，实业家们都深深感受到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机器设备的扩充和革新都极为重视，都力求发挥自己的一切局部优势，创造出优质产品。他们很注意观察市场变化，搜集国内外生产动态，及时掌握信息，甚至亲自或派得力人员到日本和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考察，学习他们在管理上、技术上先进的东西，并购买新式设备。

周学熙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因此他所办的企业都力求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启新也不例外，他注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改良，并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

周学熙坚持“多积累、少分配”的原则，把启新的一大部分利润都被作为改进技术设备的准备金，从利润中提存公积金以及扩充机器厂房准备金等款项，除此以外又把公司的利润照十四成分派，其中一成“报效北洋兴办实业”。1917年取消北洋报效后。他将此存款“按年应提之款，统改作本公司公积”。[⑩]实际上。该项款额“并未报解”一直留在公司，到取消之年已积累13万余元，全部转入公积金，用于公司技术设备的改进。正是有了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后盾，才能使启新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以启新公司的动力厂为例，最初公司使用的电力来自开滦，后来随着洋灰生产设备用电需求量的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摆脱对开滦的依赖，公司开始大力发展动力厂。

甲厂初建时，用一台1000马力的二级卧式蒸汽引擎通过绳轮牵动总轴以及各部机器。该引擎是德国寇利资厂出品。蒸汽是由三台发热面积为150平方米的美国产的拨柏葛水管式锅炉制造，用人工加煤，没有预热水管设备，效率很低。乙厂建立时，新建了动力厂，并添置1260千伏安3000伏50周率三相交流的引擎发电机一台，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品，但引擎仍为二级卧式，引擎和发电机直接联络，同时又安装了五台发热面积为200平方米的拨柏葛水管锅炉，仍然采用人工加煤的办法，也没有预热水管设备。但这时的乙厂窑磨各部分以马达转动，不再依赖引擎发动机带动，比甲厂有了明显的进步。到丙、丁两厂建立时期，之前的设备动力明显不足了。公司购进一台美国1400千伏安2300伏25周率三相交流透平发电机，五台拨柏葛水管锅炉，到了1926年公司又添置了一台德国西门子6000千伏安2200伏25周率三相交流透平发电机以及三台废热锅炉。1933年添置的德国产10000千伏安透平发电机和两台美国产的发热面积为380平方米的最新式水管锅炉，已经足够满足生产的电力需求，不容置疑地成为国内技术设备最顶级的水泥制造公司。

周学熙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虽然积极，但也不是盲目照搬，他倡导的是“引进与仿造、开发并举”的技术观念，在引进同时有目的的组织仿造和开发，逐步完善“造血”功能，最终摆脱对外国设备的依赖。如启新创办之初向丹麦购置最新式卧式旋转钢窑，周学熙就派得力技师着手研究仿造，经过不断试制，最终研制出了成功的国产旋窑。

3、严抓产品质量

在企业竞争中，主要的竞争武器是产品，而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不讲求产品质量就不能建立起企业的信誉、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难以立足；而已经打开局面的企业只有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得到巩固。事实上，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占领市场，可是前提是必须保证产品的高质量，才有可能取胜同业。

随着启新公司生产设备的逐次扩充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司产品不仅在种类上有所增多，由过去生产普通洋灰，发展到还生产速凝洋灰和抵抗海水洋灰，而且在产品质量上也有所改进，这和周学熙严抓产品质量关的科学理念是分不开的。为了保证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公司一直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并一抓到底，从原材料进货、生产，一直到成品，都要进行分析、测定、检验，并且产品的包装、搬运、销售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贯彻质量管理。

在这样的努力下，启新水泥的质量，全部符合相当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标准中各项指标的要求，并具有自己的性能特点：如凝结时间正常、硬化速度快、早期强度高、长期存放标号不易降低及对外加剂的广泛适应性等，在产量和质量上甚至胜过日本一些公司。

表2： 启新出产的水泥质量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59页。

在周学熙管理期间，启新洋灰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大奖：1909年荣获湖北武汉第一次劝业会一等奖；1911年荣获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优等奖章，同年获中国农商部奏奖南洋劝业会头等商勋奖；1915年荣获巴拿马赛会头等奖，同年获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章。

由于质量好，启新水泥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线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4、打造优质品牌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非常重视品牌建设，其中有的是把中华品牌加以发扬广大，如贵州“茅台”、“泸州老窖”等，都借辛亥革命后政府对实业的奖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忙于战争而放手对中国的掠夺与资本输出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有的是民族企业家新创品牌，如荣氏企业的“兵船”牌面粉，简氏兄弟的“双喜”、“飞马”牌香烟，张謇大生毛纺厂的“魁兴”、“红魁”、“绿魁”棉纱，宋裴卿东亚公司的“羝羊”牌毛线等。周学熙在创立启新公司之时就注意到了创建一个好的品牌对产品销售的巨大推动作用。

启新的产品以“龙马负太极图”（简称马牌）为商标。据说，这个商标是周学熙亲自参与制定和决定的。其中借用了《史记·大宛传》中的“天马行空”和《庄子·在宥》中的“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的意思，表达了周学熙以国产水泥“抵抑漏卮，而凌欧美”的抱负。

为施展“品牌”战略，周学熙独出心裁在全国设立以马牌商标命名的洋灰销售处五十九处。由于启新水泥使用马牌商标货真价实，赢得了用户的信任，用户纷认牌购货，在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桥梁、码头、建筑等使用马牌洋灰较多，马牌洋灰终成我国大江南北“百工利赖”的产品。马牌洋灰不仅在国内竞争中战胜了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的象牌、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等国产牌灰，也有效地抵制了外灰的倾销。如日本小野田水泥厂龙牌灰被马牌灰击败，“销量锐减”。针对当时国人对水泥“崇洋媚外”不敢购国灰的现象，周学熙因势利导又采取独特的广告形式，宣传国灰的品种、质量不亚于外灰。为了让国人了解启新的水泥质量，他采取以洋制洋的策略，不惜下血本抽取样灰，分寄德、英、日等国，按其标准进行化验、试验，以检查启新水泥质量是否达标，每一次的产品质量试验报告，都依照原样公布于报。[11]不仅如此，周学熙还把国内所有使用启新洋灰建筑的大工程，拍照成册，派人入户宣传。由于采取了这些独特的广告宣传，马牌洋灰深得国内用户的信任，由此创造了启新在国内同行业中极高的信誉。在周学熙经营启新的这二十年中，实现了马牌水泥在神州大地上十余年“独往独来”的境界。

启新洋灰公司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改进生产设备、严抓产品质量、打造优质品牌这一系列科学手段将当时最为先进的科技理念贯彻执行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巩固、加强了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些手段无不需要有强大的资本积累作为后盾，而周学熙运行资本的高超手段使资金高积累成为可能：首先，他善于利用借贷资本，不仅从一开始就掌管着地方政府的金融机构，而且又自己集资创办银行，从而为他利用借贷资本创办企业创造了便利条件；其次是强化资本积累，增强企业资力。周学熙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出发，主张多积累，采取了强制性的高积累政策；第三是合理使用积累资金，一方面充实扩大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经常用积累资金增添和更新生产设备，使之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另一方面投资于必要的新企业建设，以建成一个结构合理的企业集团，使企业具备更强的技术改造和开拓创新能力。可见，善于运行资本在启新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创新的管理理念

一个成功的企业，单凭有高水准的员工、先进的技术设备，而缺乏科学管理理论的指导，是无法组成强大生产力的，反而会导致资金积压，设备闲置，人才无用武之地。可以说管理理念落后，企业人、财、技、物的因素越充分，越精良，浪费往往越大，效益往往越低。为此，民族实业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改革求发展成了近代民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根本性策略。

启新洋灰公司在周学熙经办期间对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建立了系统而完备的新式管理体制，这种精干而系统的管理体制是周学熙经营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启新成功的重要砝码。这种创新的管理理念在启新的经营实践中有极其显著的成效。

1、组织机构

周学熙曾受袁世凯指派到日本考察工商业，他看到了日本工商业的发达，希望在中国也能“以雄厚资本，而办伟大事业”，他认识到“欧美各国，对于商业之竞争，一如国际之战争，是故有多数之绝大公司，其商业必占优胜，反是则必劣败”。[12]这种“绝大公司”就是资本主义股份有限公司。回国后，他便积极联合北洋军政官僚开创近代公司制企业。

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近代公司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集中的速度。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能，同这种企业制度的组织和运作特征密不可分。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份均一、有限责任、股权平等和实行委托经营方式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可以向全社会募集资本，甚至可以不受国界限制；股东手中作为出资凭证的股票可以自由转让，股东通过股权实施对企业的监管。基于这些特征，股份有限公司的募资手段较为简便，募资范围十分广泛，因而可以产生其他经营机制无法企及的经济和社会效果。

启新洋灰公司就是仿照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创办的，其创办之初，周学熙便在《创办章程》中声明“一切均照有限公司定例办理”，“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均一律享股东之权利”。[13]既然启新的创办采用了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其管理组织机构也就理所当然地模仿西方公司制度建立，启新常设组织机构主要由股东会、董事会和总事务所三部分组成，并对各种职能部门进行权责划分：股东会是启新的最高决策机构，各股东均可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发议、表决与选举；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管理机构，最初由总理、协理各1人及董事共7人组成，公司章程中规定“本公司事务规则，工厂条规及临时对他商联合重要契约，均须由总协理提经董事会议订立之”，“本公司制造、运输、营业一切事宜及总分厂所用人行政，均由总协理提经董事会同意”[14]这样，董事会就控制着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大权；总事务所是启新最高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设在天津，最初称为“总理处”，由董事会“选举总经理一人、协理二人以总所为常川办事之所，有主持总所及工厂与办事处、分所、货栈一切用人、制销、办事之全权。”[15]后由于开拓销路，扩大营业，为适应需要而于1923年改称“总事务所”，由公司经理任命总事务所经理，“承总协理之命承办公司全体事宜。”[16]在董事会和总事务所之下，则分别设立具体的各司其职的职能部门：秘书处、总务部、财务部、业务部、采办处、稽核室、上海办事处及唐山工厂。唐山工厂也下辖秘书、总务部、制造部、营务组、修机厂等部门。

2、规章制度

制度是企业赖以发展的基础，而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则为制度实现提供保证。严订规章制度并按章办事实际上相当于以“法治”代替“人治”，可以避免无谓的人事纠纷，节约人力资源，在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奖勤罚懒，有利于团结集体的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使所办企事业处于一个高效率的状态。

创办启新公司之初，周学熙在以精简的原则设置各种职能部门之后，接着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以明确每个职员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章程内容包括总则、股份、股东会、选举、任期、权限、职员、禁约、利息、账目等，以便协调公司上下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发展企业。如章程中规定：董事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纠察及评议，监督并议决公司的款项支付；总理则常驻公司，率同协理督令所属员司人员等照章管理企业的日常活动，如有特别重要之事，总理应商请董事局，或开股东会议决施行。

另外，周学熙还制定了详细的办公规则，要求每个员工严格遵守。各职员必须按时办公，各部门职员，俱有专责，不得互相推诿。如遇公事繁忙时，可由总协理酌量调度，相助为理。如有事必须请假，同事之间轮班请假，不得同时并请，如无故擅自逾限，一个月之内者，按日扣薪，超过一个月者，则予以开除；在办公时间内，除总协理可因公轮换外出亲查事件外，其余各员司，不得无故擅离或谈论、言笑、会亲友、办私事，耽误正常工作。

对于旧官场锢习、繁文缛节、欺饰敷衍的作风，周学熙严令每个职员一律严革尽除，简化办事程序，以提高办事效率；对于一些“彼此周旋，徒饰外表，虚耗精神”、“习于圆通，遇事唯诺，不任劳怨”的员工，坚决淘汰，增强办事人员的责任感。以上种种做法，改变了当时企业经营中的弊端。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企业，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挂名支薪、贪污盗窃非常普遍，一些人对新式工业一窍不通，但对封建官场的结党营私、敷衍搪塞、贪污中饱、勾心斗角，却是相当擅长的；并且企业也和官府一样，壁垒森严，个人权利的大小取决于官位高低和后台软硬，这样的一帮人自然无法胜任近代企业的管理。必然导致企业效率低下，严重窒息了企业的发展。周学熙通过健全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有利于最佳地实现组织目标。构建合理的组织系统、明确每个职员的责任，是企业良好运作的决定性环节。

3、财务管理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一些企业曾出现过资金运用上的混乱与浪费现象。我国传统的老式记帐法虽然账目明细，但没有统一的核算制度，很难为企业决策活动提供科学的数据，贪污和浪费现象也不易杜绝。随着科学管理方法的传播，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成了一些精明企业家关注的重点，他们纷纷加强财务管理，完善会计制度。

周学熙也是财务管理制度化的积极推动者，他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管理原则，在公司内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资金的集中管理，统一财务制度。启新公司有严密的财务管理组织机构，有效地运作和完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把公司多个分散的单位系统、严密、科学地管理起来，使一切经济活动有章可循，违章必纠，显示出了较高的企业现代化财务管理水平，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

如在1907年启新洋灰公司续订总章程中就规定：“本公司款项，非经会议允洽不能移作他项生意之用，除照章应分利息及应用款项外，自股东、董事以次不能在公司款内挪借悬欠，违者归经手承借人自理，公司不认；本公司账目除查账员可随时查察外，股东亦可索看，但必先经总协理允许；总理有主持公司一切用人办事之全权，但须参照商律，恪守公司定章，股东会议议决事件办理。”[17]

另外，该章程中还对公司账目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关于帐簿，“本公司账式用中西合参之法，造成完全帐簿，另立帐簿清册两本，一存公司，一存首董处。”[18]关于结帐，公司账目采取六个月一小结，年终一大结的形式，年终账目经查账员核对无误以后，再制成账本明细，在公司年会上交由各股东查阅，两周内确认无误后才能最终结算。

周学熙这种严明的财经纪律思想不仅杜绝了许多不正常的开支，还为企业的许多重大决策活动提供科学依据。值得一提的是，为监督营业情况和防止职员徇私舞弊，公司确立了定期查账制度，并设有查账员，对企业的财务运作进行监督，实际上对各职能部门也起到了约束作用，使各种部门之间保持了一种权力的均衡。

4、利润分配

周学熙管理启新期间曾经三次制定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创办时启新股息，优先股、正股，均给官利长年8厘。除官利及酌提公积金外，按照14分成派：1成报效北洋兴办实业，2成作在事人员花红，2成为总协理及各董事酬劳，2成提存机器厂房折旧，7成归股东均分；[19]1912年公司改组后，规定将公司利润，按新股票照股先行派息4厘，再酌提公积金若干，其余再按照十四成分派，具体分配方式不变；1917年取消了北洋报效后，公司又对利润分配办法稍作了改动：取消的一成“北洋报效”资金，全部转入公积金，此后公司利润在先提股息4厘后，公积金按照三成比例提存。

由此可见，在利润分配方面，周学熙奉行的是“少分配，多积累”的原则，将资本积累的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如1911年启新洋灰公司分发的股利仅为12%，比当时已亏损累累的湖北水泥公司所发股利还低1%。同时，公司采取把利润转填新股票发给股东，以避免发放过高的现金股息，直接将利润转化为资本，1912年、1925年、1927年、1930年启新先后4次以股票升值的形式，将利润盈余转化为资本，总计增加资本669.0万元，占创办后增加资本总数1208.1万元的55%以上。[20]

利润的积累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但是要处理好积累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对经营管理者来说，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利润的积累和分配，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是统一的，但在比较短的时间中，二者却是有矛盾的。在利润既定的情况下，提高积累在利润中的比例，就会使用于分配的那部分利润相应减少。这必然使一些重视目前利益、希望尽量多分配的股东感到不满，增加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压力。周学熙在制定启新分配制度时，能比较合理地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非常值得现代企业学习借鉴。

5、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主要是指人们对企业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中取胜，最根本的是要依靠良好的企业形象去保证，而良好的企业形象则来源于良好的信誉。作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的新内容，企业形象的出现，却得到了实业家们的广泛重视，他们纷纷以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吸引买主，以优良的服务态度赢得顾客，一些企业还坚持按期结还贷款，以取得银行的信任。

对于提高企业信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周学熙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二是注重举办工商演说会和参与救援灾难的活动，双管齐下，以扩大企业的影响。他根据市场调查、预测，以及社会调查的结果，每月举办两次工商演说会，对产品加以介绍，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史上最早的信息交流会。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救灾活动，主要有：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我国华北连续遭受严重灾害，他从公司拨出一大笔赈灾款，帮助华北地区度过了灾荒年景；1923年，日本列岛发生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他也给以物资援助，赠以巨款，日本民众由此而感激涕零，等等。当时国内外的报刊诸如《大公报》等宣传舆论工具都作了详尽的报道，从而在读者中他拥有较高的声誉，也提高了他所办企业的知名度。[21]

启新洋灰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旧中国险恶的条件下，得到发展，获得巨额利润，称霸近代中国水泥业多年，与周学熙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结语：实业救国的创业宗旨

“实业救国”是周学熙一生的信念和追求，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反映了他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抵御外来侵略、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体现出他对封建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定程序不满和抗议的进步性。同当时其他“实业救国”的企业家相比，周学熙的“实业救国”思想给人留下了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他在强调发展工业的同时，同样强调商业、教育、财政整理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讲求实业建设整体上的齐抓并进。这一点与张謇有所不同，后者虽然也重视实业教育，但已不提振兴商务，而完全代之以“振兴实业”。在发展工业时，又突出他的“棉铁主义”，不免有点急功近利的色彩。二是周学熙的“实业救国”思想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意愿的同时，也极力反映和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意愿。

综上所述，周学熙在管理启新洋灰公司期间，大胆创新，成就了一套较完备的经营理念体系，他通过立足西方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的企业经营思想进行批判式的继承，在其经营理念的指导下把中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和西方先进经营管理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谓取中西之长，集古今之精，有效地指导和促进实业活动的进程，对企业本身乃至社会都影响深远。

作者：

陈晋文 男 1971年生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巫丽莎 女 1985年生 历史学硕士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1-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许涤新：《中国企业家列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6、周小鹃：《周学熙传记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7、黄逸平、虞宝棠：《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年版。

8、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9、程莉：《近代实业家周学熙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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