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6日，“中国商业史学会对外贸易史分会换届大会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对外贸易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楼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对外贸易史分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经贸博物馆承办，中国国际经贸史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兰州财经大学等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商业史学会对外贸易史分会换届大会由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常旭副研究员主持。会议首先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致辞。唐院长在致辞中代表学院向与会嘉宾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她指出，自成立以来，分会始终肩负着“钩沉致远、经世济民”的使命，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建构起中国对外贸易史的立体图景；在当前“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下，分会更是以历史智慧回应现实命题，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唐院长在致辞中回顾了学院中国对外贸易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指出进入21世纪后，外贸史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都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孙玉琴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对外开放史》《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分别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商务部商务发展优秀成果一等奖；卢进勇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际贸易投资史研究”，其专著《中外跨国公司发展史》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外贸史研究为依托，建成国际经贸学院中国对外经贸史长廊、对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博物馆，丰富了学校文化建设。
分会第二届理事会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孙玉琴教授代表第二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孙主任代表第二届理事会，向长期关心分会发展的各位领导、学界同仁表示感谢，向为分会建设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会员致敬。她指出，2018年1月中国商业史学会王茹芹会长在第二届换届致辞中强调，分会要围绕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维度，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研究和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史学体系。自换届以来，分会在中国商业史学会的领导下，聚焦学术研究、平台建设、社会服务三大主线，围绕深耕学术研究、筑牢学科发展根基，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学界发展合力，服务国家战略、彰显学科社会价值这三个方面，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孙主任强调，第二届理事会加强了组织建设，扩充了学术团队，进一步提升了分会的影响力，当前分会成员近百人，来自京内外多所大学及科研院所。分会以多种形式召开学会研讨会和工作会议，集思广益，统筹分会学术资源，发展思路更为明确。为了更好地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史研究成果、普及传播外贸史知识，分会还创建了自己的公众号，积极探索学术成果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方式。
随后，按照换届程序，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代表中国商业史学会宣读新一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分会第三届理事会专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人员名单。中国商业史学会王茹芹会长向新当选的孙玉琴主任颁发聘书。孙玉琴主任向陈晋文（北京工商大学）、祁敬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周晨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卢进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刁莉（武汉大学）、彭波（商务部研究院）、关永强（南开大学）、余清良（杭州师范大学）、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分会副主任，常旭秘书长、金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邓勇兵（清华大学）副秘书长，部分常务理事雷鸣（南开大学）、赵亮（广东海洋大学）、孙睿（中国人民大学）、郭惠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任燕（兰州财经大学）等颁发聘书。孙玉琴、周晨萌、邓勇兵、赵亮作为理事会成员代表做简短发言。
最后，中国商业史学会王茹芹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她指出，对外贸易史分会依据中国商业史学会章程规定和对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以“规范、强基、奋进、创新”原则进行了换届，她代表中国商业史学会向分会换届大会的成功举办、向新当选的孙玉琴主任等新一届委员会班子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今天的会议不但共同见证了分会新一届班子成功当选，同时也将由专家们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跨时空、多维度地研讨中国对外贸易史，因此，它不仅是中国商业史学会创新发展的一次盛会，更是具有中国对外贸易历史自信重要意义的盛会。她指出，分会自成立以来，聚焦学术研究、平台建设、社会服务三大主线，成果丰硕，为对外贸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国家一级学会的责任。新一届专业委员会肩负着新的使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文化强国等重要思想和指示，以历史研究为本、贯通历史和现代，以传承为责、融合传承和发展，研究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实践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加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王茹芹会长对分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期待。第一，以新发展观指导对外贸易史的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基石，为世界和平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专委会在今后工作中要以新发展观指导对外贸易史的理论研究，深入研究根植于中国对外贸易史中的“三大倡议”历史基因，寻踪中华民族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智慧；创建中国贸易发展学，为世界和平繁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经验。第二，研发多形态文化产品，创建自主知识产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构建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研发多形态文化产品。我们要一起向创建中华优秀传统商文化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发力，让中华优秀传统商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第三，树立大历史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进一步树立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哲学观，创新性开展历史研究工作，担当国家一级学会的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面貌记入历史。她最后强调：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学术研究上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春天。新一届委员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继往开来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分会换届会议结束后，部分与会领导、学者在科研楼前合影留念。
（合影人员：一排左起：常旭、龙登高、陈争平、兰日旭、孙玉琴、王茹芹、武力、林桂军、彭波、卢进勇；二排左起：金夷、周晨萌、曲娜、陈凤玲、刁莉、孙睿、赵亮、郭惠君、任燕、孙淑彬、赵亚娟；三排左起：张淮亮、魏京翔、邓勇兵、祁敬宇、雷鸣、陈晋文、关永强、余清良、朱向峰、刘煜泽、陈月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对外贸易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四位特邀嘉宾林桂军教授、陈争平教授、龙登高教授、武力研究员做主旨报告；第二部分的学术交流分为两个分论坛同时进行。
在主旨报告部分，四位特邀嘉宾围绕中国对外贸易史与工业化、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阐释，呈现了一场高水平的思想盛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教授以《从历史看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为题做报告。他首先从工业化+X视角，认为现代化的多层面特征，指出现代化不仅指工业化和技术提升，还涉及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如工业革命与分工深化）、农业和服务业的全面转型，并将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与现代化的联系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视域内，结合中国实践对现代化、工业化、西化等名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但工业化过程中经常容易忽视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现代化不同于西化，解决西化问题争议的关键是看中国现代化是否主要针对国家本土问题；现代化会冲击本国内部结构，但不一定是西化。他从政府、观念、教育与其他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现代化所面对的主要障碍，结合内部与外部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他强调，抵制现代知识、抵制外国因素等传统观念曾经对中国现代化等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他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从特殊的起点、过程和结果视角來识别，中国的现代化作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独特发展路径的现代化，要融合传统行政模式与现代要素，把人口大国变成大众创新的国家，要解决粮食安全、中央地方关系、生态经济等问题，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医疗、健康、养老体系。中国的特殊性可能还表现在推动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要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争平教授主旨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与新生产力发展》。他指出，中国近代外贸史并非一片黑暗，也存在一些亮点，外贸与新生产力的关系就是亮点之一。外贸与新生产力两者既相互制约又彼此推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近代被动开放，不平等条约制度使得洋商凭借特权（如“子口税”）垄断贸易，加剧中国经济依附性；清代中外贸易呈“N型”曲线发展；代表近代新生产力的机器、新能源（煤、石油产品等），中国最初是用真金白银以进口贸易方式引进。应该说这些真金白银花得值，推动了中国新生产力发展，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他认为，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技术，但主要聚焦军事工业和能源开发（煤矿、电力），且坚持“中体西用”，固守封建体制（如官僚化管理、任人唯亲），阻碍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自主创新。民国时期的工业化，主要表现在棉纺业产品从进口转向出口，矿产品出口增加，反映本土工业初步成长。民族资本工业的初步发展体现了民族意识觉醒，但受到外资挤压和技术壁垒限制，因此近代新生产力虽因对外贸易而有所发展，但也面临诸多困境。他指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与新生产力存在贸易倒逼产业升级、出口推动农业商品化、催生近代基础设施建设等互动关系。回顾这一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全球化是双刃剑，当代中国需要探索自主开放路径，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通过深化服务业开放、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制度配套十分关键，生产力升级需教育、产权保护等制度支持，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新生产力发展尽管在局部领域催生了近代工业萌芽，但整体上受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未能完成生产力质的飞跃，近代中国外贸与新生产力的关系体现为“被动刺激与有限突破”，其经验凸显自主性、制度变革与均衡发展的重要性，这对当前高水平开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华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龙登高教授以《贸易与南洋华商组织——以二战前潮商为重点》为题分享了他近期在新加坡的华商考察，主要围绕华商在南洋（东南亚）的历史活动展开，涵盖贸易、移民和金融网络的互动关系。华商在南洋的发展是商品贸易（如丝绸、茶叶、糖、大米）、劳动力流动（契约华工）和跨国资本网络（信贷、汇款）三者交织的结果。贸易需求尤其是殖民开发驱动劳动力迁移，劳动力迁移催生金融工具（如信贷分期付款），金融网络又支撑更大规模的贸易和移民。他回顾了华商在东南亚的发展历史，指出：明代后期已有武装海商集团活跃于东南亚，甚至挑战西方殖民者。清代红头船贸易开始形成跨国商业网络，如潮商的“潮汕-泰国-新加坡-香港”贸易网络，家族企业延续一两百年。潮汕、闽南、广府、客家、海南等商帮通过地缘和血缘纽带合作。他指出，19世纪大规模华工移民多是自愿行为，但极其艰辛，俗称“卖猪仔”。移民通过预支船票（由）抵达南洋，以劳动分期偿还债务，4-8年后获自由。中介（“客头”）预付费用与船票，抵达南洋由种植园主垫付资金，华工通过劳动分期付款偿还债务，形成“契约工”模式。这与17-18世纪的欧洲契约白奴相似，也是一种跨国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他研究了会馆、庙宇等华商组织，它们提供了身份认同和互助，安置同乡、处理丧葬（义山/坟山）、对抗疾病和酷热环境；后来这些非营利机构，如新加坡“义安公司”（潮汕社团），通过地产增值积累财富，资助教育（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与公益事业，但不能分红。他最后强调，华商从武装海商到合法贸易，从苦力到企业家，在贸易、移民、金融三者的跨国互动中，华商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影响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主旨报告的题目为《略论新中国外贸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1949—2025）》。他将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1949-1978年政府计划主导的进口替代阶段，优先引进重工业设备，轻工业的发展缓慢。二是1978-2012年市场化改革与出口导向阶段，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30多年平均9%以上增长的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8%提升至2007年69%，开始被称成为“世界工厂”；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资本流向房地产和资源的商品化、金融化。三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的新时代，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快速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中国倡议和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也直接影响和开始改变正处于深度调整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先后提出了自由贸易区战略、经济双循环战略，加快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武力还从共和国经济史的角度对经济研究的重要争论做出了一系列回应。例如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计划经济在保障国家安全、突破“贫困陷阱”的工业化起步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当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主要任务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弊大于利了，不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优化资源配置和对外开放。因此，政府就需要从“全能型”向“效能型”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必然选择。再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定要处理好它与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避免被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
学术交流环节分为两个分论坛同时进行。分论坛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主持。商务部研究院彭波研究员《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与对外贸易发展——自立、自由与自为的对立统一及协同演进》，认为中国近代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与对外贸易发展，贯穿着自立、自由与自为的对立统一及协同演进的基本线索，本质上是国家主权、全球化冲击与自主发展路径的博弈过程。工业化推动贸易升级，贸易开放反哺工业化，从被动卷入到主动融入，再到寻求突破，主动建构，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高地”，从跟随学习向主动引领转型。未来需平衡开放与安全，突破技术瓶颈，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导工业化和贸易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北京工商大学陈晋文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贸易》，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贸易”这一概念做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他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注重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贸易，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贸易形态，它的主要使命就是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确保根据地政权的稳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这些贸易政策和思想，为后来的执政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兰州财经大学任燕老师《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外贸易政策与实践》也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贸易的实践历程。她首先分四个时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度与机构建设、对外贸易经营主体、进出口模式、对外贸易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演进与特点；然后分析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贸易取得的成效，总结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的经验，包括：灵活转变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有力冲破经济封锁；适时调整对外贸易工作方针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充分发挥对外贸易服务经济建设的作用；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取向；最后提出了对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孙淑彬博士后、卢进勇教授《抗战时期知识精英关于贸易统制政策的讨论》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了对外贸易统制政策，作为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统制政策的演变引发了国统区知识界的高度关注。抗战初期，知识精英普遍在战争语境下论证贸易统制政策的必要性。他们在梳理国内外统制贸易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对统制贸易问题展开学理性探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战后的工业化建设上升为焦点问题，知识精英开始全面检讨战时贸易统制政策，并着手设计有助于中国战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对外贸易政策。这些讨论为深刻理解对外贸易政策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关系，以及评估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关于战时对外贸易政策的探讨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亚娟博士研究生、孙玉琴教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演变及其对贸易和产业结构影响》指出，通过对建国以来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以及中国应对策略进行梳理，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经历了“全面封锁”、“选择性放松”、“精准管制”以及“技术竞争与全面遏制”四个阶段，并呈现出“管制对象精细化”、“管制手段联盟化”以及“管制政治化”等特点，而我国的应对策略则经历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突围、从单一手段到系统反制的转变。在我国的积极应对下，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同时为应对美国不断升级的出口管制政策，我国仍应坚定不移地走技术自主化道路，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可控，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分论坛二由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武汉大学刁莉教授主持。杭州师范大学余清良副教授《历代市舶司研究综述》系统梳理了市舶司制度的相关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古代市舶司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个热潮，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历代市舶司问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并有了多部系统性研究的论著。对于这一百多年来所取得的有关中国古代市舶司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以断代为序，分为通论、唐代、宋代、元代和明代五个方面。不过，学界对于有关清代初期的市舶司制度却鲜有进行关注和考察。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淮亮老师《市舶制度的分类治理经验及其对跨境电商差别化管理与中国式海关治理体系创新的启示》指出，深入研究市舶制度，挖掘其中的历史经验并实现迭代转化，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海关治理体系。如宋代市舶司在税收征管方面首创“抽分制”，通过差异化税率设计，巧妙实现了税收效率与贸易激励的平衡；在外商管理方面，唐代在广州等港口设立蕃坊，赋予外商聚居区有限自治权；历代对外贸易多实行“双轨制”管理，对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进行差异化治理，体现了古代海关对贸易性质与政治需求的精准把握。需要进一步开展海关制度史的跨学科研究，为新时代智慧海关建设提供更具深度的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孙睿老师《再论晚清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与变迁》以钱庄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晚清开埠之后至民国初期与贸易有关的金融结构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利用海关报告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补充，勾勒出晚清中国金融结构发展变化和通商活动之间的互动，并展现出通过贸易塑造了新的本土中国金融格局这一历史过程。她认为，在传统中国金融最初走向近现代时，中国的金融结构是呈现分化状态，一方面，银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货币和财政，另一方面有大量、深入、灵活的服务于贸易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民国初年之前，没有看出银行会总览一切的状态。从近代之初的金融结构变迁中可以看出，金融活动并不是抽象的和普遍经验在不同国家的重现，而是有着本土经验特征的，这一点在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尤为重要。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外贸、工业与近代中国经济调查的兴起》指出，甲午战后，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的一些晚清民间团体、地方官员和商部相继开始对中国各地的土产和出口品情况展开调查，由此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经济调查。北洋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经济讨论处机构，专门负责对国内工商业开展调查和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物产、商贸状况，该机构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前，先后创办中英文期刊各四种，登载了大量的外贸和工业调查报告，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他详细梳理了经济讨论处系列机构的外贸和工业调查资料，并对近代中国早期经济调查的兴起和国内外影响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山西大学刘煜泽老师、南开大学雷鸣副教授《货币、政府与市场———民国前期山西省铜元的货币地位与价格研究》考察了山西同元的流通情况，指出铜元作为中国近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在中国的货币转型之中具有过渡性质。20世纪20年代初，铜元取代制钱成为山西主要小额货币，虽被定义为辅币，但地位甚为重要，一般交易皆以其计价，作为主要货币之一。随后，一方面山西省银行以银元为基础发行纸币晋钞银元券并逐渐流行，私营金融机构亦有发行银元券；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滥铸铜元、铜元贬值背景之下，山西亦大量铸造铜元，并且滥发铜元券，铜元不断贬值，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山西铜元券滥发问题严重化，直接致使铜元货币地位降低。随后山西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纸币银元券成为主要通货，而铜元丧失主要货币地位，但仍作为辅币长期流通。武汉大学刁莉教授《区域贸易史格局的演变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近代城市汉口为例（1889-1911）》以近代城市武汉（汉口）为例，深入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汉口位于长江的中游，自古依靠便利的水运交通成为各类商品的集散地，贸易基础深厚。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改变了武汉以水路为主的传统流通格局，自此步入水陆兼备的时代，地区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提高，贸易格局发生转变，并引起了城市商业重心的变化。她利用1889-1911年武汉地区旧海关贸易数据，展现了武汉在帆船时期、轮船时期、铁路引进前后的贸易变迁状况，指出京汉铁路的兴建使得武汉地区水陆运输高效结合，扩大了地区的经济腹地，不仅使得贸易流通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推动了区域产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近代的武汉发展出有代表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征，同时以近代汉口地区为代表带动了长江经济带中上的游的商品流通与城市发展，为当代的长江流域的商业文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魏京翔老师《十七世纪马尼拉华人贸易网络略观—以西班牙文史料为中心》以西班牙文史料初步探究了十七世纪马尼拉华人贸易网络的构成。他借助两份1686年菲律宾华商交易文献，首先阐明了西属马尼拉海关对出入港华人商船靠岸许可、载运人数、货品内容及关税等的严格规定，然后叙述了华人商品在菲岛内外的流向。对内，华货以马尼拉城为中心，逐步分销至当地华人、原住民、混血儿、西班牙人等群体，交易形式多样；对外，部分华货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再转运至西班牙，其它部分则被外国商人购往日本、东南亚及印度等地。他的报告呈现彼时华人在马尼拉的贸易状况及贸易网络的多元性，为研究十七世纪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史提供新颖视角。
学术会议结束以后，与会专家学者在讲解员引导下，参观了对外经贸博物馆和校史博物馆。对外经贸博物馆于2021年落成并对外开放，与校史馆共同打造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文化地标，是学校人文教育和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李岚清同志题写馆名并捐赠亲手篆刻的“改革开放印谱”等重要史料；石广生同志捐赠由他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时使用的签字笔等珍贵历史物件，成为镇馆之宝。该馆以“懋迁有无，相通共进”为常设展主题，分为“梯航万国”“百年沧桑”“破冰突围”“伟大变革”“走向复兴”五个单元，展示了自汉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经贸的古代繁荣、近代沧桑，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冰突围、伟大变革，特别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
闭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对外经贸博物馆周晨萌馆长主持。王茹芹会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她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主题，高度称赞了全天快节奏、高效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会议安排。她强调历史研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事业，通过贸易史研究揭示发展规律，赋能新时代外贸转型。中国商业史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要以专业研究服务社会，要集聚更多的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力，外贸史分会要在当下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国家宏观环境中显示出蓬勃的力量。历史学研究需要解决“进出”的问题。要“进入”历史场景，用历史说话；也要能“出来”，发现规律，对当下有启示，为国家政策提供依据，为现代经济理论创新和国家贸易政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以商富国，商通天下，商人伟大且有智慧，他们漂洋过海，开拓商路，应为商人正本清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她动情地回忆起中国商业史学会的吴慧、胡平等老会长，强调这是中国商业史学会的底气。她还介绍了学会的发展和相关工作，表达了对学会未来发展的美好祝愿。
中国商业史学会对外贸易史分会供稿
202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