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盐商到儒医：道光盐法改革前后的河下徽商汪氏

李德楠

摘 要：社会变革时期的商人精神更值得关注。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澎实施盐法改革后，大批纲商破产，淮安河下徽商汪氏也深受影响。不过由于汪氏是盐商兼医家，因此在盐业衰微的背景下，医业在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如果说纲盐改票前的汪氏医业是一种家族事业的传承，那么纲盐改票后的医业更多是作为一种生计手段而不断发展。上述变革时代徽商的生计转型，体现了其吃苦耐劳的好学精神、技不压身的忧患精神、谨守先业的孝道精神和扶贫济困的慈善精神，归根到底在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

关键词：社会变革时期；商人精神；河下汪氏；徽州盐商

商人精神是传统文化在商人身上的体现，在经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商人精神研究成为商人群体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关于东南亚华商的研究中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最稀缺的资源。[①]其中就徽商而言，徽商之所以能够在明清时期崛起称雄，并执传统商界之牛耳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徽商精神的作用毋庸置疑[②]。但以往有关徽商精神的研究中，多聚焦于徽商精神的内涵、价值取向、现实意义等方面[③]，对社会大变革、经济大衰退、事业大滑坡等困境条件下的商人精神关注不多。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危机见人心，困境见人品”，困境条件下的商人精神品格面临更严峻考验，因此也更值得关注。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澎实施的两淮盐务改革，虽然起到了解决盐务弊端，杜绝私盐贩运，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但票盐法施行后，盐商利益遭受重创，大批纲商破产，一些因盐业兴起的城镇也因之衰落。位于淮安府城西北角的河下镇，因运河交通之便逐渐成为造船物资集散地及盐商聚集地。在晚清票盐改革的社会变革时期，盐商作为曾经垄断食盐运销特权的商人群体，有文化知识、有从商经验、有一定经济基础。那么象盐商这样的特殊群体，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实现了怎样的生计转型？反映了怎样的精神品质？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时段放在社会大变革的清代后期，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两淮地区的徽州盐商汪氏家族，将研究地域集中在运河城市淮安河下镇，利用淮安区图书馆现藏的《汪氏族谱》《山阳汪氏支谱》等文献资料，分析盐法改革背景下医学在一个盐商家族中由辅业到主业的演变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窥探徽商的精神品质。

一、盐商辅业：纲盐改票前的汪氏医业

徽商是经营两淮盐业的主体商帮，淮安府山阳县河下镇便是一座因盐业而兴的小镇。河下镇位于淮安府城西北角，地当淮河、运河交汇处，东面不远处为运河入淮口末口。河下城镇兴起可上溯至北宋故沙河的开凿，当时称满浦镇。南宋黄河夺淮以后，河下遂成为黄河南岸城镇，故得名“河下”。为避黄河水患对漕运的影响，明初陈瑄开挖清江浦河，运河由淮安城东北改到城西北河下镇，从此不再由末口盘坝入黄河，河下逐渐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及盐商聚集地。明清时期河下盐商以徽商居多，徽商以盐业、典当业、茶业、贩木业为四大支柱产业，他们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商而兼士、贾而好儒。

河下镇兴衰的最重要因素是盐业，明弘治年间实施开中法以后，淮北盐运分司署设在河下镇，这里成为淮盐转运行销的枢纽，故有“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的说法。尤其是明万历十七年黄河改道草湾河入海后，河下镇从此远离黄河的直接影响，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大批商人前来，“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④]，造就了此后300多年间河下镇的繁华。明人邱浚盛赞河下镇之繁华，称“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⑤]。河下最盛时有街22条，巷91条，坊13处[⑥]，大量会馆公所、园池水榭、钱庄店铺创建于此，盐商在河下一带修建的园林名胜鳞次栉比，绵延十数里，有148座之多。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⑦]。清代王觐宸的《淮安河下志》生动地描述了河下的繁华场景：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⑧]

淮安河下的盐商中以徽商和晋商为主，在河下定居的徽商有黄、程、汪、曹、叶、胡、潘、俞等姓，其中徽商中的黄姓较早定居河下，程姓曾长期担任盐务总商。徽商不仅家资巨富，而且博学多才，重视文化教育，喜欢藏书著书，结交文人雅士。河下盐商子弟程晋芳便是其中的代表，袁枚赞扬他“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明清两朝，河下一镇走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与徽商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有极大关系。据地方志记载，河下程氏一门就出了6名进士、12名举人、11名贡生[⑨]。科举成名者，有官至吏部主事的程晋芳，有担任翰林院编修的汪廷珍，有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程沆。徽商还热心地方慈善事业，为淮安地方建设做出了贡献，例如来自徽州府歙县的程姓盐商中，程量出资创建育婴堂和紫霄宫后楼，程钟建造收养孤贫的普济堂，程昌鸣重建魁星楼，程梦鼐重建河下淮渎庙，程氏还捐银800两铺设河下石板街[⑩]。

盐商们注重养生，喜欢看病就医，因此河下镇不仅是盐商聚居区，同时也是名医云集之地，是著名的“山阳医派”的发源地。山阳医派是清代江苏地区的重要中医流派，有名医230多人，医学著作有80多部。山阳医派与苏州吴门医派、常州孟河医派齐名，故历史上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山阳医派以吴鞠通为宗师，吴鞠通出生于河下镇，是中医温病学集大成者，著有医书《温病条辨》。

来自徽州府休宁县竹林村迁至淮安河下的汪氏家族，是两淮盐商家族之一，而且河下汪氏是盐商兼医家，家族中后来出了山阳医派的代表人物。清乾隆年间，汪文益自徽州休宁县竹林村迁淮安府山阳县河下镇，自迁淮安河下一世祖汪文益至今延续200多年。据《汪氏族谱》《山阳汪氏支谱》等记载，汪文益为休宁拔贡，喜欢书法绘画，搜罗古今医籍，精通医学，汪文益的医学知识受教于其叔父汪韧庵。汪文益经营盐业的同时，常亲自配制丸膏丹散，还为贫苦治病施药，分文不取，可见此时更多的是慈善的性质，行医不以赚钱为目的。王文益的医术为次子汪怀斌所继承。

长子汪怀智忙于经营盐务，38岁时去世，留有—子富宁。迁淮三世汪富宁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月初十日，也是太学生，出生时其父去世，14岁时跟随叔父汪怀斌学习祖传医业。不过富宁因忙于盐务，平时极少从事医务。

二、悬壶为生：纲盐改票后的汪氏医业

汪富宁生子德元、魁元，德元生于嘉庆五年(1800年)十月二十四日，魁元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五月二十日，为河下汪氏第五代。德元、魁元生活的年代，恰逢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实施纲盐改票的盐务改革，盐商的专卖垄断地位被打破，河下镇由盛转衰，“河下自盐务改道，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11]，淮北盐集散中心也由山阳县河下迁移至几十里外的清河县西坝。河下盐业一蹶不振，大批盐商失业，商人面临生计选择。

德元、魁元兄弟二人均承家传医学，只不过长子德元改以“教读”为生，只有次子魁元因家境贫困、子女众多而改以行医为生，在河下二帝阁前开设诊所，匾曰“道宁堂”。魁元秉承家传中医外科医术，由于此时以行医为谋生手段，他更加潜心业务，很快名传乡里，当时有人赠联赞誉其“深情如印桃潭水，妙手能生橘井春”。行医的同时，魁元也热心慈善事业，尤为关注“字纸”“放生”二事，与举人黄曰堪等人在河下镇的闻思寺内创建“惜字炉”和“瘗骨惜字会”，还在该镇园明寺内修造放生池，此外还编纂了《汪氏迁淮宗谱》一部。

汪魁元八十二岁时去世，其子汪哲继承父业，以医学行世，深得家传外科之术，先在淮安三仙楼施诊局行医3年，后又被清江西坝盐务公立同善堂施诊局聘为外科医师，行医30余年，著有《医案印存》等。

汪哲生子筱川、九韶。汪筱川（1870-1947），名九成，字仪庭，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他秉承家学，先为太学生，然后弃儒就医，16岁时协助父亲坐诊，父亲去世后，又接替父亲为施诊局外科医士。清末淮北盐务局撤销后，西坝施诊局盐务公立同善堂官药局也停业，筱川回到河下老家挂牌应诊，慕名前来就医者络绎不绝，号称“医传七世，望重六州”。筱川后来还创办了山阳中医学校、砀山县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河下时疫医院，创编了《康健新声》月刊，著有《汪氏外科秘方》《三世临证奇异录》等，先后担任山阳中医研究会、淮安县中医公会会长、名誉会长。筱川儿子士彪以及孙子树堂、嗣堂、荫堂等均从事医疗事业，后世子孙中，业医者更是大有人在。

三、结语：徽商精神与变革时代的生计转型

家族事业是与时代相联系的，河下汪氏是盐商兼医家，从医最初非盐商主业，故前三代都是单线传承。最初更多的是家族技能的延续，在没有生活之忧的情况下一代代传承祖上技艺，汪氏家族的医业传承虽然像一根细线，但连绵不断，表明了徽商技不压身的忧患精神以及对祖上尊重和谨守先业的孝道思想。而且，多掌握一项技能就需要多一份付出，这其中也包含了徽商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道光间“纲盐改票”的盐法改革后，盐业经营衰微，大批纲商破产，河下盐商汪氏也深受影响。在盐业经营衰微的背景下，医业在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自然而然地由业盐转变为业医，汪氏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钻研医术，以至于至七世汪筱川时，汪氏成为山阳医派的核心代表。

如果说纲盐改票之前的汪氏医业是一种家族事业的传承，那么纲盐改票后的医业则更多是作为一种生计手段而不断发展，反映了变革时代徽商的生计适应，表明了徽商体现了其吃苦耐劳的好学精神、技不压身的忧患精神、谨守先业的孝道精神和扶贫济困的慈善精神。商人、医生职业差别巨大，贾而好儒的徽商亦商亦医的双重身份，反映了徽商的义利观或慈善观，在他们眼里，儒商、儒医都是追求的目标，治病救人是徽商慈善行为的延伸，可以集儒商、儒医于一身，故在行医期间仍然热心慈善事业。上述徽商精神的习得与传承，归根到底在于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儒家传统也随着徽商的迁徙而带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