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盐商路概述

海盐商路是指依托盐业政策的变迁而逐渐形成，以运输海盐为主的商品，同时对于推动沿线城市发展与商贸繁荣具有重要作用的贩运贸易行径路线。古代海盐商路历经数百年变迁，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力的稳定商贸线路主要有芦盐商路、鲁盐商路、淮盐商路及粤盐商路等四条。海盐商路不仅在古代食盐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古代粮食、棉花、铜等其他商品贸易的主要线路，对于推动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交流以及商贸沿线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海盐商路的历史沿革

古今各代，海盐均产于现今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其历史变迁如下。

6.1.1海盐产地

古代海盐产地，历经数千年变迁，由无到有，由少变多；或消失、或新增。

先秦时期，海盐产地主要有五处，分别为：青州、幽州、吴国、越国和闽越。汉代海盐产地日渐增加，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具体而言，汉代海盐产地分布于辽东、辽西、渔阳、勃海、千乘、北海、东莱、琅琊、东海、临淮、会稽、南海、苍梧十三郡21县，共计21处（1县计1处）。其中，长江以北18处，长江以南3处。可见，汉代海盐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盐产地在汉代基础上有所增减。主要分布于勃海、北海、长广、乐安、东海、山阳、晋陵、吴、会稽、东官、盐田十一郡和沧、瀛、幽、青、交五州和流求一处。共计19处（1县计1处，县名不明者以1郡或1州及处，流求计1处）。

唐代从事海盐生产的地区有河北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岭南道，共五处。河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幽、沧二州；河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青、莱、棣、密、海、泗六州；淮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扬州和楚州；江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苏、杭、越、明、温、台、福、泉八州；岭南道海盐产地分布于广、潮、琼、振、儋、恩、循、交八州。以上共计8县9州，若以县计，共有海盐产地42处。比汉代及魏晋南北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前，海盐产地多分布于长江以北，唐以后该局面彻底被打破，形成了南多北少的格局。其中，长江以北共计10州16县生产海盐，而长江以南则有16州26县生产海盐，反超江北。

五代十国时期，海盐产地较唐代有所减少。主要分布于楚、泰、滨、沧、秀、明、常乐七州和卢台军，共计8州（军）12县（军），可计12处。

北宋时期，海盐产区较五代十国又有所扩展，分别有京东东路、河北东路、淮南东路、两浙西路、两浙东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8处。南宋时期，北方被金国占领，京东东路、河北东路均被失去。京东东路海盐产地分布于青、密、登、莱、潍五州；河北东路海盐产地分布于滨、沧二州；淮南东路海盐产地分布于楚州、海州、泰州、通州和涟水军；两浙西路海盐产地分布于临安、嘉兴、平江三府；两浙东路海盐产地分布于绍兴府、庆元府、瑞安府和台州；福州路海盐产地分布于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广南东路海盐产地分布于广、潮、南恩、惠四州；广南西路海盐产地分布于化、廉、高、雷、钦、琼以及南宁、万安、吉阳三军，总计36州（府、军），有海盐产地79处。与唐代相比，又增加不少。

元代海盐产地分布于腹里以及辽阳、江浙、江西、湖广四个行省。其中，腹里有利国场、惠民场、永利场等42处盐场；辽阳行省有3处盐场；江浙行省有吕四场、仁和场、海口场等70处盐场；江西行省有东莞场、黄田场等16处盐场；湖广行省有15处盐场。以上合计146处海盐产地，比宋代又有所增涨。

明代海盐产地分布于从辽东半岛至北部湾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及其附近某些岛屿。与元代相比，海盐产地又明显增加。其中，交阯12场为新设，存在时间只有20年。具体见下表：

明代海盐产地一览表

清代海盐产地分布于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九省。以产区论，则有奉天、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台湾、两广。奉天盐区海盐盐场分布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有天桥厂、大东山等59处盐场。长芦盐区的海盐盐场主要分布于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其中以塘沽盐场规模最大。山东海盐产地沿袭明代，有19处盐场，后经5次变化，最终保留有永利、官台等8处盐场。两淮盐区各场均在江苏省内，其海盐产地位于今江苏省北部沿海地区，即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同时两淮盐区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的盐区称为淮北盐场，淮河以南的盐区称为淮南盐场。全盐区居黄海之滨，位于江苏通州、泰州、淮安三地。清初，两淮各场沿袭明代，有30处海盐盐场，分属通州、泰州、淮安三个盐运分司，其中通州分司所辖丰利、马塘、掘港、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吕四10个盐场；泰州分司所辖富安、安丰、梁垛、栟茶、角斜、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10个盐场；淮安分司所辖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莞渎、板浦、徐渎、临洪、兴庄10个盐场。清乾隆三十四年，两淮盐区共有23个盐场。23个盐场分别属于通州、泰州和海州3个分司，其中通州分司辖石港、金沙、吕四、余西、余东、丰利、掘港、角斜和栟茶9场；泰州分司辖何垛、东台、伍祐、安丰、庙湾、富安、梁垛、草堰、刘庄、丁溪和新兴11场；海州分司辖板浦、中正和临兴3场。清初，福建海盐产地同样沿袭明代，有海口、牛田等7处盐场。康熙以后，逐渐增加。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通过新设、裁并，最终发展为16场。台湾海盐产地在清代有所发展，由最初的5个增加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8个。清初，两广海盐盐场沿袭明代，共有29个盐场，后虽裁并增减，依然维持了29场的局面。综上所述，如果将各省曾经有过的盐场进行统计，则清代全国海盐盐场综述大约有220场，相比于明代，又有了明显的增长。

6.1.2海盐销区

受海盐产地等因素约束，海盐销售而形成的贸易路线不仅所辖范围不同，而且各朝各代之间的海盐行盐疆界也存在很大差异。

食盐的流通自古受交通条件、地理环境所影响，但自秦汉至唐代前期并未形成固定销售区划。唐代中后期开始实行榷盐法，榷盐法的实施使得包括海盐在内的各种食盐都有了明确、固定的销售范围，并逐渐形成了定制。销界一经划定，任何人不得逾越，只能在规定的销区内买食食盐，否则就将以贩卖私盐论处。据《资治通鉴》卷266载，“汴、滑、唐、蔡，皆食海盐”。据此可知，海盐的行销区域应包括河北、河南、淮南、江南、山南东及岭南诸道的近百余州。其中河南、河北道的十州多食河北、山东盐，江南道的福、闽数州多食福建海盐为主，岭南道诸州分食岭南海盐，其他州郡则以食销淮、浙海盐为主。

五代十国时期，食盐销区的划定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严格，不仅规定按盐类划分销区，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销界制。海盐的销售基本上继承了唐代陈规。

宋代官盐销区的划定，是在沿袭五代旧制的基础上，略加发展而形成的。大体而言，全国分为四大销区，即解盐（颗盐）销区、海盐（末盐）销区、井盐销区、土盐销区。其中海盐主要销往今四川、云南、贵州以东，天津、易水以南的广袤地区。

元代各盐司生产的食盐，都有一定的销售范围，其中海盐的行盐范围见下表：

元代海盐行盐疆界表

资料来源：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0-453页。

明代海盐行盐疆界表

资料来源：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0-581页。

清代海盐行盐区划在明代基础上稍有更改，详情见下表：

清代海盐行盐疆界表

资料来源：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

第二节 海盐商路的交易

6.2.1交易方式

我国历代海盐的运销，以官运官销、官运商销和商运商销的贸易形式行之最广。

官运官销之法最早实行于唐代。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始立榷盐法，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盐政制度。具体办法为：凡新旧盐民，皆登记造册，编入亭户户籍，隶盐铁使，免其杂徭，专事煮盐纳官，盗煮私贩者论以法；于山海井灶出盐之地设置盐政机构，收榷其盐，置吏出粜。产制由民，收、运、销归官，于是民不加赋而国用以饶。为防止私盐及保证盐课收入，元政府亦曾推行此法。元政府规定，各地所产之海盐，统一由政府收购，政府按照规定的运输路线，将海盐运往指定的区域进行销售。常平盐局法是该法的形式之一。其具体办法是，各县设立盐局，地方官府“验各处人口多寡，斟酌可用盐袋，开坐数目”，然后差官到盐运司支拨食盐，将食盐卖往指定区域销售。

官运商销又叫“官督商销”，即招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其具体做法为：海盐的生产和销售依然为政府所垄断，与官运官销所不同的是，政府不再参与海盐的运销，而是将其交办给盐商办理。盐商向政府缴纳引课后，领取盐引，到指定地点买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如淮盐产自今苏北沿海各地，但其销地广及湖广、江西、安徽、河南等省。淮盐要销往上述各省，其承运任务由盐商承担。盐商首先向政府交纳引课，然后取得运盐的资格并领取食盐销售凭证——“盐引”；盐商凭盐引到盐场领盐，再按照政府规定将盐运往指定的区域进行销售。

商运商销也是我国古代海盐销售制度之一，最初曾在唐代实施。宝应元年(762)，刘晏接替第五琦任盐铁使，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商运商销规定，海盐依然实行民制官收，官府收买食盐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然后再将其转售给商人；商人按政府定价购买加税后的官盐后，可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终宋一代，虽盐制多变，然而以行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始终未曾改变。元代继续继承此法，并加以完善。此制直到明中叶纲盐法推行后才逐渐为官督商销制所取代。

6.2.2交易商品

海盐商路运销之商品，运出的主要以食盐为主，运入的商品因路线之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淮盐从扬州溯江而上运往湖广、江西，待食盐销售完毕后，回空盐船通常又会将湖广、江西所产粮食、竹木、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烟草、陶瓷等商品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运往沿江各口岸销售。粤盐运往云南，两省向来以盐铜互换以互通有无,两省派员轮流办货,逢粤省输办之年,粤派人运盐赴云南,将云南应支付的铜运回广东,第二年则由云南派员运铜至广东,再将应交的铜价买盐运回云南。嘉庆年间，云南每年从广东买盐万余斤,应买耗盐斤两,因为两省的盐铜互易,于是广东把盐运至百色,云南把铜运至剥隘,再由本省委托人接收转运。粤赣商路上，由于粤东客家地区盐丰粮缺，江西多粮少盐，因此，运往江西的是食盐，运回来的则是粮食。从明末至民国数百年间，向来如此。鲁盐通过商路运往河南、安徽、江苏各省，运出的是山东青岛、烟台等地所产海盐，运回的则是上述各省所产的粮食、茶叶、高粱等物产。

第三节 海盐商路的盐商

海盐商路的盐商是指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中国古代及近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经营海盐的盐商通常有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拥有引窝的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总商又名商总。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一、两淮盐商

两淮盐业，无论是从产量、销量，还是销售区域，亦或是盐课负担来看，历朝历代，均处于各盐区之首。盐业主要靠盐商去经营，两淮盐商也因此成为历朝历代影响力颇大的一支商业团体。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其发展逐渐步入顶峰。

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主要集中于淮盐产销集散地——扬州，因此两淮盐商通常又叫“扬州盐商”。他们主要以经办产量最大的海盐——淮盐为主。明清时期，两淮盐商有总商、散商之分。从其地域来源来看，明代中叶，两淮盐商以山西、陕西商人为主，后随着徽州商人的不断涌入扬州，晋、陕盐商很快就让位给了徽州的商人。徽商与扬州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近代学者曾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应该说，徽商是继晋商、秦商来到扬州的最重要的商帮。在明后期，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陕人和徽州人还平分秋色，到了清中叶徽商就成了扬州盐商的主流。

凭借政府赋予的食盐专卖特权，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完全垄断了淮盐的运销，并左右食盐市场价格。他们利用朝廷赋予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逐步发展成了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业资本集团。但他们兴盛于此，也败落于此。

富有的两淮盐商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遇大灾大难时，大力支持清政府是他们报效朝廷的最好机遇。如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扬州盐商江广达主动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清政府为此赏给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扬州盐商“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取宠皇帝也是他们维持特权的方法。乾隆于十八年(1753年)南巡时，扬州盐商捐银二十万两修建行宫。

影视剧中的两淮盐商

因为倚靠特权的庇护，所以两淮盐商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其大量财富往往成了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盐税更直接关涉到朝廷的经济命脉，所谓“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于是逐渐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两淮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微妙关系。在康乾时代，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以晋商为主的山西票商，以粤商为主的广东洋商，形成了东方世界掌握财富最多的三大商人集团。但是，两淮盐商的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找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那种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当东方最富有的两淮盐商用大量白银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英国的瓦特正致力于改进热效率较低的牛考曼蒸汽机，不久，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飙。

明清时期两淮盐商虽然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但其大量的财富还是挥霍在了豪侈消费方面，这一点仅从其日常生活就能窥其端倪。喜好马的盐商，家中蓄养数百匹马，每匹马的日花销量就是数十金；爱好兰花的盐商，则把兰花从门口摆至内室的每一块空地上；还曾有一盐商，花三千金将苏州的不倒翁全部买尽，置于河中，河流都被堵塞了。两淮盐商在一掷千金的消费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精致文化和繁荣的消费市场。因此，两淮盐商的影响几乎遍及扬州文化的方方面面。因为两淮盐商的口腹之欲，才产生了扬州菜；因为两淮盐商的声色之需，才产生了扬州戏；因为两淮盐商家的装饰需要，扬州玉器业和漆器业才得到高度发展；因为两淮盐商的安居需要，扬州建筑术和造园术才达到巅峰。两淮盐商在事业成功之后，也热心回报社会，兴办公益事业，如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桥路修造、水上救生、慈善救济等。

清代中后期，随着改纲为票（改纲盐制为票盐制）的推行，两淮盐商的垄断根基被动摇，自此以后，两淮盐商开始中衰。两淮盐商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盐法制度演变的结果，同时也与其过度奢靡性消费及封建政府的盘剥密切相关。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失去垄断专卖特权的两淮盐商在清朝末年很快就走向了衰败。

明清两淮盐商之代表性人物，非程量入、程之韺、汪应庚、马曰琯、马曰璐、江春、鲍志道、黄至筠等八大盐总商莫属。

程量入（1612—1694），字承之，号上慎。安徽歙县岑山渡人，岑山渡程氏11世孙。程量入“综理盐筴，有功两淮”。民国《歙县志》记载他“孝友仁恕，业盐起家。尝代众控得带办，倒追盐斤银一百四十余万两，义声大著”。而其为人则甚宽和，作为盐业总商，他一方面负责每年向众多盐商分摊任务，向千家万户出售食盐；一方面要负责向政府纳税，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入库。他尽忠尽孝，为人仁义宽厚，乐于为众盐商谋福利。

程之韺（1624—1693），字象六，程量入之子。祖籍安徽歙县岑山渡。扬州凭借两淮盐业发家，业盐扬州的富商巨贾众多。在这些富商巨贾中，较早出名的就有程之韺，他承接父业，出任两淮总商20年。他没有事就读书，是一个儒商；史称其“暇日观书，尤精史鉴”。程之韺天性慷慨，持身正直，乐于社会公益活动，在扬州享有很有的声誉。康熙年间，程之韺与其父亲程量入组织盐商捐输金钱，支持清廷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造反的“三藩之乱”。朝廷因此赐给程之韺五品官服，程家迈步官场走出了第一步。

汪应庚（1680—1742），字上章，号云谷，安徽歙县潜口村（现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人，后住扬州。雍正间，成为扬州雄资百万之盐商，被誉为18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总商。汪应庚以“义行”闻名乡里，一生“富而好礼，笃于宗亲”。清雍正九年(1731年)，淮南海啸成灾，汪应庚煮粥于淮南伍佑、卞仓两盐场，救济灾民，前后共约三个月。此后，连续三年扬州水患，汪应庚都出钱出谷救济百姓。乾隆三年(1738年)，扬州府旱灾，扬州盐商共同商议，捐出银12.7166万两，其中汪应庚一人独捐4.731万两，设立8个粥厂，赈济灾民，前后达四个月之久。乾隆七年 （1742年），扬州府闹水灾，汪应庚又捐银6万两救济灾民。除了救灾，捐资助学也是汪应庚投身慈善事业的经常性项目。乾隆三年(1738年)他出巨资重修年久破败的江都、甘泉学宫，又出资二千余两白银为学宫购置祭祀乐器，还另外出资购置1500亩沃田捐作学田，以年租充作学宫岁修开支和生员乡试的路资。此举被称为“汪项”，传为美谈。

马曰琯（1687～1755），字秋玉，号嶰谷。本籍安徽祁门，祖父马承运始业盐两淮，马曰琯自小侨居扬州新城东关街，世代经营盐业。因经营有道，后最终与其弟弟马曰璐成为扬州著名的盐商巨富。马曰琯曾经以附贡生的资历援例候选主事，授道台衔。雍正十二年（1734年），独资兴建梅花书院，此院原名为崇雅书院。马曰琯家庭豪富，但为人慷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捐资开掘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等。马曰琯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雅士，雍正年间，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

马曰璐（1711—1799），字佩兮，号南斋、半槎道人，安徽祁门人。国子生，候选知州，乾隆元年丙辰（1736）与其兄马曰琯并荐博学鸿词，不就，名重一时。好学、工诗、喜结客，一如其兄。家有小玲珑山馆，富藏书，常与名士作诗画之会。两兄弟侨居扬州，经营盐业，为当地徽商巨富。马氏兄弟发迹以后，捐资开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设义渡，造救生船，造福一方百姓，其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传播，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既是大盐商，又是清代着名的藏书家和诗人。雍正年间，马氏兄弟在扬州建造了一处园林，名为“街南书屋”，即今天的扬州名园“个园”。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每次巡幸扬州，都要到二马兄弟的园林去游赏一番。

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其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安徽省徽州府歙县江村外村人。清代著名的客居江苏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江春一生经营盐业，任总商四十年。 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祖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父亲去世不久，江春接任两淮总商。他广交官府王侯，熟悉盐法，精通商务运筹，练达多能，在担任“两淮盐业总商”的40年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谋略与才华，不仅在乾隆六下江南时筹划张罗接待，同时还于1785年，与其他盐商一道献银100万两，恭贺乾隆皇帝登基50年大典，因此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江春一生中还十分关心社会公益活动。如1773年，江春捐款400万两银子作为小金川平乱的经费，1788年捐款200万两银子作为平定台湾林爽文乱子的费用。1792年清朝廷平定西藏之乱，1799年平定川陕之乱，江春先后捐款150万两、100万两、200万两银子。1782年江春捐款200万两银子修黄河，1788年捐款100万两银子救济水灾难民，1771年捐款20万两银子恭贺皇太后80寿诞。自康熙至嘉庆年间，清朝廷收到扬州盐商报效银子共达3982万2196两。

鲍志道(1743—1801)，原名廷道，字诚一，自号肯园，歙县棠樾人。11岁那年，因家道中落弃学去鄱阳学会计。数年后转浙江、江苏经营盐业。20岁时，鲍志道来到扬州，应聘当上了一个大盐商的经理。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使其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加上他精明强干、急公好义，因此在业界的声誉也日益高涨。恰好此时，清政府为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决定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于是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鲍志道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们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是20年之久，声望显赫。鲍志道虽巨富，但生活勤俭，重礼好义，为世人称道。他尤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如在扬州铺设康山以西至抄关抵小东门砖石路面；建12门义学，供贫家子弟就读。在其祖籍地歙县，捐银八千，作为补助城南紫阳书院的经费；并同曹文埴一起倡议复 建古紫阳书院，独自捐银三千两；还出资建鲍氏世孝祠，增置祀田，捐资建东河(富资水)水射，修造古虹桥等。

黄至筠（1770—1838），又称黄应泰，字韵芬，又字个园。原籍浙江。因为其父亲在赵州做官，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生在赵州，即今河北赵县。黄至筠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家产为人掠去。数年之后，他骑着一条毛驴独自进京，凭借父亲的朋友给他捎去的一封信，见到了在京的两淮盐政。两淮盐政见黄至筠谈吐不俗，颇有心机，觉得是个人才，就委任他到扬州经营两淮盐业。从此以后，黄至筠就加入了扬州府甘泉县籍。清嘉道年间黄至筠成为八大盐商之一。清嘉庆初年，朝廷因军费开支增大，水灾急需处理，财政日益困难。黄至筠急朝廷之所急，前后捐资数十万两白银，清廷因此赐他“盐运使”的荣誉官衔。黄至筠在扬州拥有个园，园中承袭了马氏小玲珑山馆的若干风景，也延续了小玲珑山馆的文化传统。

二、长芦盐商

长芦盐商以天津为聚居地。因此，长芦盐商通常又称为“天津盐商”。天津盐业自古有之，盐业的生产、运销也促进了天津经济的繁荣，并造就了一批资财丰厚、家业富足的盐商。

盐业和漕运是古代天津城市的两大经济支柱，政府的盐税是通过“引岸专商”制度收取的。盐商遵照政府规定的税率缴纳税款后，便可到盐场砣地按照“引额”支盐，然后运往“引地”批发和零售。长芦盐的引地为北直隶及河南的彰德、卫辉二府，输边地区为宣化、大同和蓟州。由于盐是大宗物资，九河下梢的天津成为长芦盐外运的枢纽。因此海河东岸药王庙至季家楼一带就形成了长芦盐暂时储存的盐坨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了出一批富甲一方的盐商，他们拥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清末天津的“八大家”，一半以上是盐商。如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等都是盐商。

拥有巨额财富的长芦盐商和两淮盐商一样，为了提高身价，扬名社会，他们做了很多赈灾施舍、兴建园林、倡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客观上推动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如著名的水西庄的繁华、昆曲与京剧在天津的发展、地方教育的繁荣都与盐商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三取书院”，早期经费由长芦盐商支会，“问津书院”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盐商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殊利益，在清康熙年间成立了芦纲公所。芦纲公所在天津兴办了一系列慈善事业，在诸如育婴、恤嫠、济贫、免费施种牛痘、施粥、义冢等常规慈善事业以及突发事件如水旱灾害等发生时的应急救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长芦盐商还曾多次在天津迎送皇帝，捐纳进贡、捐输报效，或是为官府建造行宫、御舟、皇船坞和驳船等方面向朝廷献媚。

长芦盐商大多数有骄奢淫逸，奢华无度的恶习。如乾隆年间，津城盐商查三镖子，富可敌国。于宫室狗马衣裳之外，查氏最讲究的是食品及婢女。广为罗致天下庖人，凡有一技之长者必延至门下。每次宴请客人，庖丁待招者二百余人，随时准备做各式大菜。查府中美婢百余人，能够上的厅堂，为查氏传餐者仅十二人。十二婢明眸皓齿，冰雪聪明，有“三春、三夏、三秋、三冬”之称。仅经营此十二婢，查三镖子便须费金数十万。查氏还有一个怪癖，当雨后院中积水时，以金叶镌成各种植物形状，放入水中，任人捞之，得者即为物主。天津俗谚中有“阔查”二音，极言场面之阔绰。最初人们不知道“查”音用何字为妥，实际上“查”字指的便是查三镖子。据说乾隆爷对其行状都有所耳闻，亦自叹弗如。

骄奢淫逸的奢靡消费、沉重的盐课负担、名目繁多的捐输报效消耗了长芦盐商大量的财富。乾隆时期，富甲一方的长芦盐商开设从财富显赫的顶峰，急速向下滑落。至乾隆后期，原有的盐商纷纷破产与遭参革，没有破产的盐商也大多负债累累。

清代长芦盐官与盐商

三、广东盐商

广东盐商是指两广行盐区的盐商。因此，广东盐商我们又称之为“两广盐商”。两广行盐区包括广东、广西两省，以及福建的汀州府，江西的南安、赣州两府及宁都直隶州，湖南的桂阳、郴州两直隶州以及贵州的黎平府、古州等地。

广东官办盐起于西汉，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尤其是到了清代，广东盐业对两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广东盐业的发展，广东盐商也日益发展壮大，在两广商业贸易及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整个清代,两广盐商基本上由三种人充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从清初平定广东始,到康熙元年（1662)。此阶段担任广东盐商的多系“王商”。所谓“王商”,其实就是说这些盐商是藩王尚可喜的属下或家人、家仆。1647年初,永历帝退出广东后，清王朝以尚可喜坐镇。尚可喜的部下、追随者见充盐商有利可图，于是纷纷霸占盐埠。盐埠,是广东人对商人所开盐店、盐馆的称呼。尚为笼络下属，亦令其部下充盐商，并在津口设立总店，公开插手盐务。这些充商之人被称为“王商”。王商事实上成为占埠行盐并且无引行盐,类同于私商的角色。他们充当盐商以后,一切以谋取一己私利为出发点。结果导致王商承埠期间，盐务混乱不堪，“盐价腾贵”。总之，王商承埠的结果，不仅百姓受害，清朝中央政权的收人也不能保证。于是康熙元年(1662),奉旨裁革王商，改行排商之法。

排商之法实施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62-1688）。排商是两广盐区的特殊作法，即从里排中签点盐商。规定每商承办一年，凡里排中人轮流充值。其中又有水客、埠商之别。水客专门负责赴场买盐，埠商则负责购买水客之盐,然后赴各州县零卖。将王商取消,设里排之法，其目的在于避免“豪强将资强占要地关津，不容商民贸易，欺压诈害”。但是实际上,里排之法的效果不大。尚可喜的部下，仍旧依势占据盐埠。另一方面，里排之法给民间百姓带来了很多困扰。按照排商之法，每人都要充商。这对于农夫而言，根本就不可行。所以有的地方,群众一听签商,“挚家逃窜,村市为墟”。当时，有的官吏认为排商一年一换过于频繁，于是康熙十三年(1674)，改为三年一换。但是，排商之害并不在于此，所以，改为三年一换也不能解决以上种种弊端。于是，又改行“流商”。

“流商”之法实施于康熙二十七年到四十六年（1688—1707）。该法规定，充任盐商的条件是身家殷富，不论里排，亦不限年岁。这首先改变了排商法中由本地人充本埠之商的作法，对那些真正签点里排之人充商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但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又引起了其它问题。设流商之后,在商人中选择总商若千名。总商由于有相当的政治势力充当后盾，导致其权力过大，因此，他们往往不将地方官放在眼里，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再次改变了充商之法。

1707年,广东巡抚范时崇建议，废除总商之制,令州县自己招募土著殷实之商承充盐商。这与排商之法有相似之处,因为它规定土著充商,又是为了打破总商的霸道。但却不象排商之法那样，强迫里排所有的人都充当盐商，也并不按年更换。虽然对于一些州县说来，改制之弊端与排商无异，但总的规定比排商法放松了不少。但是，以土著为商的政策是较难长时间维持的。因为州县之中，有财力并愿充盐埠者，毕竟有限，加上土商法的规定不甚严格，所以，土商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综观清代两广行盐区所经过的几个阶段及盐商成份的变化可知，只是到了康熙初年，盐商才渐渐分离于本籍，成为与两淮、长芦等地意义相同的盐商。

从财力上看，清代广东盐商与两淮盐商、长芦盐商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两淮及长芦盐商以巨富著称，但两广地区却很少见到豪富盐商的记载。就是在清政府的眼中,广东盐商也只不过是“资本微簿,难与他处商人一体较论”的小商而已，不要说与两淮盐商相比差距甚远，就是与两浙、长芦盐商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广东盐商的财力是不够充足的。

与资本微薄相应的，是广东盐商低于两淮、长芦等盐商的社会地位。盐商中,两淮盐商可得天子宠遇，长芦商可左右朝廷命官，广东盐商却没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广东盐商商子弟中，中试、作官的，据光绪《两广盐法志》载，有三人中进士，二十人中举人，数十人选为贡生。而两淮盐商子弟中，少有一百三十九人中进士,五百零八人中举，其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足见，广东盐商的社会地位及政治势力，远不如两淮盐商。

到了近代,两广地区一方面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之地，另一方面又受国内会党、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盐商的生存与发展也因此大受影响，无论是盐业贸易，还是盐商群体，在内忧外患的作用下都日渐走向衰落。

第四节 海盐商路的路线和商埠

6.4.1路线分布

古代海盐运输有水运、陆运两种，以水运为主；水运又有河运、海运之分，以河运为多。最有名的运输河流包括海河、淮河、京杭大运河、长江、闽江、珠江及其支流等。河运主要使用帆船。清末民初，海上运输逐渐发展，运输工具也由过去帆船向海轮运输过渡。近代，随着铁路及公路运输的发展，海盐运输又逐渐向陆路运输过渡。海盐运输渠道也因此进一步拓展。

1.淮盐路线

古代行盐，原无界分。唐武德元年至建中元年（618年-780年），淮南通州、泰州地区所煮海盐运销口岸不受限制，沿长江、淮水自由运销，唐贞元元年（785年），行销到川陕和西部关中大部，影响了北方池盐销售。贞元十六年（800年），榷盐使史牟奏准禁止海盐流入，从此开始了划分池盐和海盐的行销区域。宋天圣七年（1029年）和元代，两淮盐主要销往江浙、江西、河南、湖广等省所辖各路。明清时期，淮盐主要销往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部分府县。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距离最长。其运输路线大致有3条。一是湖北线。即盐商自泰坝买盐至仪征批验所，自仪征出发，溯江而上，经湖口县入境，经黄梅、武昌，途径1660里至汉口，又过江7里抵府。可见汉口是淮盐运抵湖广的一个枢纽站，淮盐到达汉口后，再以汉口为据点，通过水贩用小船，按内河航线分运湖北各府、州、县。二是湖南线。淮盐运至汉口后，分奔两路进入湖南：一路由汉江上簰州，绕洞庭湖抵岳州，进湘阴，经长河，过洞庭，进沅江，抵常德、辰州、靖州；由长沙河进衡阳、永州；由益阳河抵宝庆府。一路由洞庭湖过辰州历王村，抵保靖；由王村陆路至永顺、桑植、龙山、永绥。三是江西线。商贩自泰坝买盐至仪征批验所，自仪征出发，溯江而上至九江，进湖口，行至大姑塘”，“停泊青山处纳税”，“除饶州一府另行起驳，吉安一府自行盘运不由省发外，余商之盐，皆运至省城蓼洲(今南昌)”。水商再以蓼州为据点，用小船将官盐按内河航线分运各县。

2.芦盐路线

古代，长芦盐主要产自今河北省及天津市的沿海各岸。其运输以河道为主，陆道为辅。汉、魏有柳河、无棣河。唐代于永徽元年（650年），疏浚无棣河以通盐运。宋代运盐有柳河、漳河等。元、明两代有南河、淀河、白河、潮河、海河运盐。清代，随着盐业管理中心逐步向天津转移，长芦盐无论在生产还是运销方面，均发生了较大改变。生产方面，地处天津的芦台、兴国、富国、丰财四场成为长芦盐的主要产区；运销方面，除归化、石碑、济民、超支等4场外，余者大部分食盐运往天津、沧州商坨，然后再通过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蓟运河（潮河）运往直隶的全部及河南的部分府县进行销售。销往直隶食盐，长则数百公里，短则数公里路程；河南的运输路线相对较远，短则数百公里，长则上千公里。为了便于转运及销售，清政府在河道沿岸交通便利的村镇设立盐仓，盐船靠岸卸盐于仓或就地销售，或转运他处销售。

就具体运输路线而言，通过北运河可运往武清县、香河县、通州等地销售；通过南运河可运往东光县、吴桥县、故城县、清河县、元城县、大名县以及河南省的汤阴县、内黄县、安阳县、滑县、汲县、卫辉府、新乡县等地销售；通过大清河可运往霸州、文安县、固安县、雄县、任丘县、新安县、容城县、定兴县、清苑县、涿县、蠡县、房山县、祁州等地销售；通过子牙河可运往河间县、献县、饶阳县、武强县、武邑县、安平县、衡水县、冀州、新和县、宁晋县、隆平县、任县、平乡县、曲周县、永年县等地销售；通过蓟运河可运往玉田县、三河县、平谷县、宁河县、宝坻县等地销售。河道运输一直到1958年才宣告结束。

陆道运输，古代长芦盐东部产区皆靠骡马车载运盐。北部诸场多拉至沧州、瀛洲转运。明代至民国初年，北部诸场由场坨沿陆道直运销区；南部诸场由场坨运往沧州、盐山转运。其运输路线有三：即今黄骅市范家堡至盐山、岐口至盐山、羊二庄至沧州。

3.粤盐路线

粤盐行销的范围达两广、赣、湘、闽、黔、滇七省,埠地一百八十八个,都以中、北、西、南、平、东六柜和潮桥共七个地区作配运。粤地盐产集中在沿海的盐场,主要靠沿岸海运和珠江河道的水运网作自南向北的输送。政府为了统一控制食盐的行销,防止私盐,把广州和潮桥作为总的食盐配运中心,各地盐产先发至这两个中心,再溯西江、北江、东江、韩江转输到各埠,但也有的盐场离埠地近,直接在场中进行调配运埠。

食盐的运输主要分为珠江水系、韩江水系、高雷地区和海南岛四个系统。粤盐商路的形成，主要依托珠江水系而成。珠江水系以广州为盐运中心,沿海盐场的盐产沿海岸运输,入珠江口,至广州东汇关,然后分别从西、北、东江转运。西江水道的盐运是溯西江上达于梧州,再分途入贺江、浔江、桂江,转输于广西全境。运往贵州则溯西江到梧州过秤,经浔州、柳州抵达贵州的古州埠。运往云南则从梧州转输南宁,入右江经百色入云南境内。北江水道的盐运有三途溯北江上入武水,经乐昌平石壳运销至湖南境内。溯浈水到南雄过大庚岭的梅关入江西大庾、南安可下达赣江,也可从乌迳新田村入江西转输各埠。从连江口入连江,过连县,经星子到达湖南临武,再转输湖南埠地。

除水运通道外，粤盐运输还有众多陆路通道。据史料记载，明末至民国数百年来，粤东客家地区盐丰粮缺，江西多粮少盐，粤赣两地商人纷纷前往产地贩运盐粮。由于彼时粤赣两地交通不便，大山横亘，水路不通，两省通商多走山路，货物由劳力肩挑肩负，陆路挑盐通道因此形成。

4.鲁盐路线

春秋时期，齐国所产之鲁盐，顺济水往西南运输，分销宋(今河南商丘附近)、卫(今河南滑县附近)、濮阳之地，更于河南武陟广武之间入(黄)河，上溯以达山(西)、陕(西)南部之梁赵，远销至数千里之外。唐宋以后，鲁盐主要销往山东全部及河南、江苏、安徽部分府县。鲁盐有引盐、票盐之分。因此，不仅是各盐区的行盐有疆界,鲁盐行销的引盐、票盐之地,也各有界限。引盐除行销本省外,还行销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即引盐共行销四省府州州县一卫,皆属商运。票地则包括民运票地和商运票地,商运票地行销济南府、泰安府等六府州县,而行民运票盐之地,则集中在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州县滨海之地,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半岛。可见，鲁盐商路的大致路线为：从产盐地青岛、烟台等地出发，通过水路或陆路，运往河南、江苏、安徽等省。

6.4.2商埠

1.扬州

我国历史上诸多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均与“盐”密切相关，如四川的自贡、山西的运城和江苏的扬州等。将扬州称之为“盐城”一点也不为过。但与自贡、运城不同的是，自贡、运城是因为食盐生产而闻名天下，并因此成就了历史上自贡、运城的发展与繁荣。而扬州则更多是因为盐业贸易与管理的发达造就了其自身历史上的兴旺发达。自从汉代的刘濞在广陵煮海为盐之后，盐业就一直是扬州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首先，从盐业管理角度而言，古代中国有四大盐业总管机构，分别驻守于直隶的天津、浙江的杭州、广东的广州和江苏的扬州。其实早在明代甚至更早，朝廷就已把四大盐业总管机构之一——两淮盐运使司（或称之为盐院）设在了扬州，扬州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大量的盐商聚集于扬州，不仅造就了扬州盐业贸易的繁荣，更推动了扬州城市建设的发展。

古代扬州盐业贸易图

再就盐业贸易而言，扬州盐业贸易的兴衰与扬州的繁荣与衰败可谓休戚相关。有这样一些数据可以说明扬州这个城市在鼎盛时期的地位。以乾隆三十七年为例，扬州盐引销售量1529600引。一引等于200斤—400斤，一引盐在海滨是0.64两白银，运到扬州后，加上运费、盐税，达到1.82两左右，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零售价10两左右，价钱翻了十倍不止。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

就经济规模而言，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全世界8%的经济总量。就人口规模而言，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第六。就文化地位而言，扬州排名世界第一，第二是北京，第三是罗马，第四是巴黎。

盐业贸易的发达，使扬州很快就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亚芬安妮曾经这样描述历史上的扬州：“有时候商人云集，有时候士兵云集，有时候混而有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扬州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称为军事堡垒，在统一时期又转变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扬州成为这样一个舞台：商人和军人交替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明清时期的扬州无疑是后者，政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扬州也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消费城市。当时的社会上有种说法，叫做“扬气”，所谓“扬气”，“就是扬州味儿”。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扬州是领风气之先的时尚之都。18世纪的扬州旅游指南《扬州画舫录》中曾经屡屡提到扬州盐商奢侈的消费风气：选美选腻了，开始选丑，大姑娘大热天在脸上涂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比谁更丑些。比有钱，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集体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家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这个城市的盐商在疯狂消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盐商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山珍海味，于是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喜欢悠闲，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馆和澡堂。盐商喜欢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于是扬州出现了香粉业。足见，盐商的消费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繁荣。

2.仪征十二圩

仪征作为扬州盐商转运淮盐的商贸中心，是另一座因盐而盛的城市。曾经作为淮盐中转的重要港口，仪征的繁荣与发展与淮盐的运销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淮盐运输的繁盛，成就了仪征“风物淮南第一州”的美誉。早在唐宋时期，仪征就凭借扼江、淮、运（河）之襟要的地理优势，成为全国漕运、盐运和货运的中转枢纽；到了清代，仪征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盐运中转集散地，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靠盐储存中转而迅速崛起的“盐都”。在仪征的十二圩，更是保存了许多盐业遗迹，如专门供两淮巡盐御史暂住的“仪征使院”、总管淮盐的两淮盐务总栈、存放食盐的堆栈、装卸食盐的盐运码头、各地盐商聚集的盐商会馆等。

古代仪征十二圩图

十二圩地处长江边，西与仪征市区相连，东距扬州五十五华里，江面水流平缓，水域宽阔，而且这段江堤地势较高，地理环境优越，是仪扬运河入江处的江湾码头。另外，仪扬河与运河相通，河道宽深，驳运方便。所以运盐船喜欢停泊江边，锚地有20多里长。康熙初年，江淮间发了一场大水，后老百姓筑圩17道，现今的十二圩当年就处在第十二圩坝地段，故称十二圩。

历史上的十二圩是盐业运输的中转港站，曾经因盐而繁荣昌盛。清道光年间清政府设淮盐总栈，初设于泰州，后迁至瓜州，由于江流冲刷，瓜洲江岸不断坍塌，威胁盐栈。为了淮南几十万引盐的行销大计，在当时盐政李宗羲、盐运使方浚颐的主持下，决议迁栈。经过实地勘查和综合分析，决定将盐栈由瓜洲迁往十二圩。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十五日，清政府在十二圩建仓立衙，命名为“扬子淮盐总栈”，规定凡运销扬子四岸(皖、鄂、湘、赣四省)的淮盐,必先运至十二圩,再用帆船运往四岸及本省外江各地。十二圩也因此成为扬州港转运淮盐的中心。自此十二圩成为两淮盐务汇集转运重镇。盛时有整齐街市5华里，注册商铺400家，人口20万，人称“小上海”。

盐栈每天进出场之盐一般在六、七万包左右，盐务活动十分繁忙。每天黎明之际，总栈一声炮响，三十多米高的旗杆上立即升起蓝底白字“卤”字大旗（卤即盐），十里路外即可望见，于是，七镇八乡以盐务为生者以及仪征、龙河、朴席一带以扛盐为副业的农民便纷纷起来，如果只听炮响不见升旗，就不必徒劳往返。盐场上的工种很多，场内外有过浦、上河、大杠、小杠、拥工、施秤、添减、捆工、堆工、过锹、扦工、站场、清场、绞包、计筹、跳行、盘堆、封堆、看堆等名目，但主要出劳力的工种是扛盐（进场）、抬盐（出场）、堆盐（作铁轨车推盐）三种。

正常情况下，停泊在十二圩江面上的盐船多达二千余艘，专门运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大岸盐一万六千包（1200吨），小的也可装盐九百六十包。大船主要运往湖南、湖北、江西各口岸，小船主要运往安徽各口岸及江苏沿江内河各县。由于盐船众多，船工水手的人数约三、四万人，他们来自上江各口岸，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各自分帮建立了同乡会。除建立苏、皖、鄂、湘、赣各大帮会馆，还建立了若干小帮会馆，开始称为十八帮，经过后来的发展变化，已大大超过十八帮的数字。

十二圩十八个帮，每到５月头，帮会间就会展开竞舟赛，热闹非凡。苏、皖、鲁、鄂各帮人士，正月里都要请家乡剧种来十二圩搭台唱戏，仿佛又是一出竞赛。

这样的兴盛场景只持续了六十多年。先是受海运及铁路运输的影响，接着又因国民党政府颁布“新盐法”而遭到挫折，后又遭日寇侵华炮火的轰击受沦陷之苦，十二圩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今日十二圩“扬子中学”校门，便是清朝淮盐总栈——“扬子淮盐总栈”的门楼。由其南行约2公里就是十二圩的老街。老街位于十二圩镇中，系东西走向，从头帮到尾帮，总长5华里。街上铺着麻黄石，沿街两旁建有数百间店铺，同时还有众多因商业而建立的会馆，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安徽会馆等。沿街两旁还建有许多存放食盐的堆栈，如今这些堆栈大多数都已改成了居民住宅，失去了往日之繁华。

3.泰州

千百年来，泰州一直与盐结下不解之缘。泰州产盐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古泰州淮南地区煮盐史有2300多年。翻开泰州的历史，就是一部盐业演进与城市变迁相互交融、相互发展的历史。历史上的泰州既是产盐之区，又是运盐之道；从汉代开始直至民国，食盐产销与运输伴随城市发展一路而来，成为泰州发展的重要命脉。

古代泰州食盐的生产与加工

历史上的泰州，是全国的重要的海盐产区。春秋时期，吴楚“东煮海水为盐”，即在泰州一带。汉代设海陵县，泰州海盐生产规模开始快速发展，其产盐量曾经占全国之首位，是我国淮盐发源地。据诸史料记载，我国古代海盐主体部分是淮盐，淮盐主体部分是古泰州淮南大盐场。在清代两淮23盐场中，泰州分司辖区的盐场就有11处，煮盐灶丁人数占两淮盐场总人数的73.66%；卤池17036口，占总表数54.2%；亭场17932处，占总表数的76.6%。西汉初年，为了医治秦末战争创伤，朝廷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弛山泽之禁，放松了对山海资源的控制，取消了食盐的官营政策。一些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们乘机垄断盐业，役使成百上千的奴僮和逃亡的农民从事煎煮以获盐利。就在此时，吴王刘濞在地处江淮沿海之间的古海陵地区，利用其得天独厚的煮盐之利，开始了大规模的煮海为盐，泰州产盐规模因此开始快速发展。西汉以后，古海陵县作为我国海盐生产的主要地区之一，一度成为魏、吴争夺的主战场。

唐代中央政府对盐业开发高度重视，海陵盐业再次显耀中国盐政舞台，其年产盐量高达六十万石，成为全国盐产区四场十监中产量最高的地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王朝在泰州置盐税官，管理沿海各盐场。当时全国共有六大盐区，两淮盐区为全国六大盐区之首，泰州又是两淮盐区之首。由于海陵设立了盐官，更加促进了海陵盐业的生产。

北宋宋徽宗时给予盐商优惠待遇，使越来越多的商贾富豪把目光转向盐的专卖，千万艘船舶涌向淮东盐仓场。南宋时，泰州曾创下中国盐业专卖史上的惊人记录：泰州盐仓场一年内支发四十万袋，创一仓支盐一亿两千万斤的全国最高记录。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首先看到了淮南盐场中泰州盐场对国家赋税的重要地位，于洪武元年（1368年）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立在泰州，下辖泰州、通州、淮安三个分司。泰州分司下有富安、安丰、东台、草堰等十监课司。永乐二年（1404年），泰州通往东台联结盐场的泰东河开挖而成，给淮盐运输增加了一条新的水上便捷通道。运盐的路程缩短，效益提高。盐船到达泰州后，不能穿城而过，需得在泰州过坝。无数的盐船到泰州后，要人工挑抬盐包过坝，盐多、船多，人力与道路所限，不能随到随运，总得等待，各种商铺不断开办起来，居民逐渐在这里聚集，人流量猛增，泰州城北从此喧闹起来。泰东河的开通，作为又一大动力，推动着泰州的前进。

顺治年间，清政府为杜绝从盐场夹带到泰州的私盐，在泰州设置泰坝监掣署，对泰州及通州所属各盐场的盐船，进行检查。泰州所属十一场盐船规定在赵公桥停顿，从板桥将盐包抬过坝检验后，抬到坝南边的护城河的船上；通州所属各场盐船在泰州南门检验后，换船续行。

泰坝监掣署初设时，官员船上办公，并无衙署。雍正十二年（1734年）高凤翰接任泰坝监掣官。这位后来成为扬州八怪重要人物的高凤翰，在泰州北门外西仓大街（今大浦小学对面）建造了泰州监掣署衙门，规模宏大，有房屋51间。乾隆年间两江总督正式请给泰坝监掣署“淮南监掣泰坝官”关防大印。泰坝监掣署成为泰坝衙门，“泰坝”后来就成了泰州的代名词。

丰盛的海盐资源，发达的海盐运销，使泰州繁华一时，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清宣统三年（1911年），腐败的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诞生。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决定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衙仍设在原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出任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他力主淮南盐区的结构调整，自此盐场由淮南逐渐转移至淮北，泰州盐业一落千丈。

4.淮安

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与“盐”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不解之缘。说起淮安与盐的关系，不得不提淮安的河下镇。河下，有南北两处，南河下在扬州，是为扬州河下；北河下在淮安，是为淮安河下。淮安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淮安西北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至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

古代淮安城市样貌

与扬州河下一样，淮安河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盐业。可以说，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淮北盐运线路、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都与河下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

明初，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北三分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故涟水一时“百万盐策辐辏”。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毁。正是在此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不得不由安东(今涟水)城迁移至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淮北“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河下这一小镇遂成为运河之上淮北盐运的必经之地。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上”，遂使河下达于极盛。现今河下“湖南会馆”、“新安会馆”等遗址，便见证了当年盐商云集、繁荣兴旺的景象。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若而姓……”。与此同时，还有从扬州迁居淮安河下的盐商。如程量越一支。程氏由歙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皆极豪富，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的说法。此外，汪氏自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徽迁淮，也成为著名鹾商。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住地和部分产业。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使河下迅速成为闹市名区，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格局。以反映极盛时期的《淮安河下志》来看，河下有22条街，91条巷，共达11坊，街衢巷陌十分繁密。

因盐商的麇集骈至，河下聚落的面貌大为改观。“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罗家桥街一带，东自花巷头，西抵古菜桥，里巷相望，居民最为稠密。徵商程氏“以满浦一铺街(即湖嘴街)为商贾辐辏之地，地崎岖，不便往来，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郡城之外，悉成坦途”。石板街迄今犹存估衣街、琵琶刘街、中街、花巷街、菜巷街、西湖嘴街、罗家桥街、大成巷、粉章巷、干鱼巷，还有程公桥、苹果桥、来凤桥等。这些石板是由回空盐船从各地运来的。

商务的兴盛，使得河下一带市廛相连，商店鳞次栉比，市场繁多。如西湖嘴市、姜桥市、相家湾市、罗家桥市、古菜桥市、米市、柴市、西义桥市、兰市等。其商务鼎盛，还可以从河下会馆的兴盛中窥其一斑。淮安会馆之设，大致始于乾、嘉以后。先是从业质库的徽州人，借灵王庙厅事同善堂为新安会馆。此后，侨寓淮安的各地商贾纷纷效仿，“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如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

河下的繁荣，明弘治年间邱浚写的一首诗——《过山阳县》也有所反应：“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河下的繁华豪奢于此可见一斑。

此时的河下，不仅商业繁荣，而且“人文蔚起，科名相望”，仅明清两朝，就出了55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河下三鼎甲”一时名闻遐迩。还有110多名举人，140多名贡士。更有十余人在《明史》、《清史稿》有传。这一数量，有“江南三大镇”之称的周庄、同里、甪直都望尘莫及。

与人文蔚起相对应，修建园林别业也成为盐商世家的一种时尚，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经营，河下园林有近70座，主要是盐商所筑，其中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尤负盛名。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成为一种时尚。

但好景不长，随着盐业机构的改迁、淮河入口的改道和铁路的兴起，河下逐渐走向衰落。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民国二十年（1932年），淮北盐运分司转移到淮阴县的西坝。西坝这个集散地，在清末民初有盐栈18家，当年也是盛极一时。清道光己酉(1849)年，淮河南迁入江；咸丰乙卯(1855)年，黄河北徙，海运兴起，漕、盐集散不再在淮安（西坝）进行；再加上后来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又相继建成，绝大部份产盐改由铁路和海运直接从淮北盐场输出。淮安因此先失漕运总督之威，继失纲盐榷关之利，由此日趋衰败。

5.天津

天津盐业自古有之，盐业的生产、运销也促进了天津经济的繁荣。天津的制盐工业，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也占据重要地位，早在天津城市形成之前，沿海滩涂的制盐作坊，就开始聚集着许多居民，这些星散的制盐社区，逐渐形成史前期的天津城市。

天津地区有记载的盐业生产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唐的“芦台场”。公元925年，镇守芦台的幽州节度使赵德钧看到遍地盐卤，遂建芦台盐场和盐仓，从此天津附近有了盐业的生产、贩运和销售。自元代以后，天津的盐业生产和转运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已初具规模；到了明代，制盐贩盐已经成了天津的支柱产业。明代时长芦盐，已经成了一个品牌。清代以后，天津盐场的产销在长芦盐区中占了绝大多数，加之各种管理和监督机构也常驻天津，在产量、运销、税收、稽查上，天津始终是长芦盐中心产地、管理中心和转运中心。进入近代后，盐业与天津的关系更加牢固。总之，从盐业出现到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盐业影响的痕迹。

古代天津盐场图

盐业是天津历史上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早期的盐业生产是天津为数不多的产业之一，在明代已经在全国有一定的比重。清代至近代，随着盐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运销网络的通畅，带来了盐业的大发展，迎来了生产的鼎盛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在盐产增加的同时，以盐作为原料的化工业以及精盐的生产日趋繁茂。如永利制碱公司和久大精盐公司的创建就是很很好的印证。天津近代工业兴起后，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工业的主体框架，即棉纺织、以面粉为主的食品加工业和盐化工业，这是奠定天津近代工业最基础的行业，是当时的支柱产业。至于钢铁、机械、橡胶等则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出现的。当时，天津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的规模与产量还不能与上海、青岛等城市相比，而盐化工业则是在全国长期名列首位，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此，盐业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化工业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成为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长芦盐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盐业带来了无限的利源，盐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汇集，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商业兴盛，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后唐时在芦台附近有了盐场，进而有了宁河县；宋代这里是边境和战场，人烟稀少，到了金代，天津附近的盐场有所增加，盐业生产开始增长，遂建立的新仓镇和香河县。金王朝建都燕京，周边开始聚集各色人口，盐作为国民之必需，新仓镇愈发繁荣，1171年金世宗冬至曾巡幸“人烟繁庶”的新仓镇，并将其上调为县，该县的县名也与盐业有关，“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宝之义”，这样宝坻县出现了，新仓镇又成为宝坻县的一个镇。可以说设置宝坻和宁河县与当地盐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长芦盐管理机构移到天津，更是促进了天津地位的提升。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政府设立长芦巡盐御史，到清代成为定制，管辖长芦运司，官阶五品权力很大，每年巡视直隶、河南、山东盐业，督催引课。各衙署迁至天津后，购置、修建和改建一批规模宏大、设置奢侈的豪华衙署建筑，内部除按功能分布各区外，还建有辕门旗杆、各类祠堂、敬事堂、轩榭楼台碧水环绕，大小院落错落，甚是豪华。这些衙门和建筑在天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规模庞大的长芦盐业管理机构移驻天津以后，极大地促进了长芦盐业的发展，随着盐业生产工艺大面积改为滩晒，滩田面积不断扩大，盐引课银大幅增长，给官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巡盐御史加强了行盐办课和盐政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天津地方的重视与关注。同时由于皇帝出巡频繁下榻天津，引发“皇室效应”，家眷侍卫、皇宫贵族也蜂拥而至。各地盐商、达官贵人、商贾巨流、文人墨客以及各界名流，也随着天津的兴旺发达纷纷涌入天津，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跃了天津，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兴旺，给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贸物流、城市建设、医疗事业、庙宇和各类慈善公益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于盐业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天津地区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天津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天津地区的繁荣，又带动了很多盐商、皇室的亲朋眷属、各地富贾、满族的高官贵胄、社会名流和实业家对天津地区的大规模投资，他们大量买地筑坨存盐，投资豪宅、园林、文化设施等等。

元、明两代芦盐外运以水运为主，清代除去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蓟运河五条河道转运外，又增加了铁路和海运，使得漕运文化、码头文化、运河文化、盐商文化等随之兴旺起来。长芦盐业对近代天津发展的贡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盐业的富有，或由盐业拨付，或由盐商捐资，在天津建设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基础设施。如为皇帝巡幸驻跸而建柳墅行宫、海河楼、皇船坞、万寿龙亭等；为查验盐包而建津坨掣盐厅、护坨堤、拨船等；为方便漕运和居民往来而建浮桥——西沽浮桥、盐关浮桥、河楼迤西浮桥。这些工程于利漕、恤商、便民、裕课均有裨益，为天津城市的发展贡献巨大。盐商还参与修缮城乡的学堂和寺庙。当时由盐官奏请或倡捐修葺，芦商出资或捐地建的学校有：天津府学文庙、天津县学文庙、问津书院、三取书院、天津义学、京师义学、内蒙童义学等；建设的庙宇有：海光寺、海神庙、宏仁庙、崇禧观、望海寺、恬佑祠、观海台、天后宫等；捐施方面建有育婴堂、义冢、施棺会、救火会等。由长芦盐商组成“芦纲公所”还在天津城鼓楼东运署北面修建了通纲商人公所，商议支引、配运、输课等公务。作为一个城市，当时并没有专门经费用于修缮城墙、桥梁和街道等建设，盐官和盐商的以上行为，虽然有沽名钓誉和取悦朝廷之意，是为了得到社会和官府的认可，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但也对天津城市的基本建设和环境景观起到一定的作用。

长芦盐业对天津，尤其是近代天津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天津的金融业由银钱业、华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四大部分组成。近百家华资银行中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北方较著名的银行，史称“北四行”。其实力占据了中国银行业的半壁江山，盐业银行更是赫赫有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近代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大兴办实业之风，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天津的银行业因此也得以迅速发展，从而确立了天津我国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盐业银行是由长芦盐运使张镇芳于1915年3月创办的，股东大多是北洋军阀、政客、盐商、达官贵人等。张镇芳利用与袁世凯的姻亲关系，将政府所收盐税注入银行，开办之初以“辅助盐商、裕税便民”为宗旨，故称“盐业银行”。盐业银行存在的三十七年中，修建铁路、煤矿业、航运业、电灯电话电报、纺织业、面粉、药业、酒业等实业，予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奠定了天津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基础。盐业银行抢救国宝“金编钟”，也成就了传奇佳话。

6.汉口

汉口，武汉市重要组成部分，武汉三镇之一。

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古代汉口镇为汉阳府下汉阳县汉口镇属地。近代，脱离汉阳府管辖，于1923年短暂设立第一个直辖市汉口市。汉口从它形成之日起，就与商业紧密相关。直至今日，汉口只是武汉市区长江西岸汉江北岸区域“硚口，江岸，江汉三区”的统称。虽没有行政上的称谓，但仍然是武汉市和中部地区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

历史上，汉口、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因此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汉口的港口贸易运输业颇为发达，成为我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的景状。清乾隆年间，汉口更盛于世，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

1865年的汉口城远景图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此时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淮鹾备要》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食盐等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

说起汉口的食盐贸易，就不得不提汉口的“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等书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4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去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

汉口汉正街中段，江汉一桥头东侧，有一条长200多米，宽不足3米的古老小巷，南进北出，名叫“淮盐巷”，该巷是清代淮盐商人们居住、交易的场所。它的兴盛与变迁，同汉口的淮盐经销密切相关。清代咸丰年间，官府“淮盐局”就设在这里，不少贩卖淮盐的商人为了办事方便，也多在此集居，淮盐巷因此得名。

清代户部规定：湖北、湖南两省淮盐，都在汉口分销。据乾隆年刊《汉阳府志》载，“盐务一事，便甲于天下，十五省中，亦未有可与匹者”。同时，在淮盐巷附近的武圣庙设立“督销淮盐局”。淮盐商人的组织“淮盐公所”也设在巷口，许多盐商在此居住和从事交易活动，盛极一时。

汉口淮盐运销的来历，最早要追溯到明代。明万历四十五年（1616年），建立了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制度，即所谓“纲法”，由商人运销的盐使叫“纲盐”。据《汉阳县志》记载：万历初年，盐商的巨大盐船在许多小郡无法停泊，便“群聚武昌之金沙洲，此汉口盐行之始也”。

因为汉水沿汉正街一带的码头便于停靠大型盐船，从此，淮南纲盐就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然后再分销湖北省各州县口岸。汉口的淮盐经销业务，逐年不断兴旺。淮盐巷因地处汉正街中段，又靠近汉水的各大码头，很自然成为淮盐贸易中心。汉口盐业在嘉庆、道光年间更是盛极一时，至咸丰元年（1851），运销淮盐达4亿斤，各地盐商纷纷集居汉口，形成“十里通津驻盐艘”的盛况。这段时期，也是淮盐的鼎盛时期。

汉口盐商们发了财，除将淮盐巷的住房修成当时汉口最好的里弄外，一些大盐商还在汉口盖起了许多园亭，《汉口丛谈》记载江苏丹徒盐商包云舫，经营淮盐“手致数万金”，其胞侄包包山修建的怡园，为“汉上胜地”。

淮盐巷的兴起与衰落，同汉口淮盐运销的历史密切相关。从清初至道光末年，是汉口淮盐业的黄金时代，各地盐商集聚汉口，形成了淮盐巷的极盛时期。但在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军数度攻克武昌，后又进军南京，从此淮盐船路阻断，川盐东下，淮盐巷也开始由极盛转衰。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同治、光绪年间淮盐航路再度打通，汉口淮盐巷又开始热闹了一阵。

辛亥革命以后，“纲盐”制度废除。1921年，久大、通益等公司的精制盐来倾销，淮盐的销路被夺去半数，汉口淮盐经销业务才开始衰落，盐商们有的改业，有的回原籍，淮盐巷便冷落了。

第五节 海盐商路的历史作用

一、商贸历史价值

海盐商路，对于促进历朝历代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均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推动历朝历代盐业经济的兴旺发达和沿海不同区域间以及沿海与内地间的贸易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盐商路是联系我国古代海盐生产地与海盐销售地食盐贸易的桥梁，同时也是沟通沿海与内陆货物贸易的主要通道。但海盐商路又不仅仅是一条货物贸易通道，同时更是一条人流与物流相互交织，既丰富多彩，又美不胜收的文化交流纽带。

海盐商路的形成与开通，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我国古代海盐的生产及其相关易的发展与繁荣，解决了非盐产地老百姓的淡食之苦，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财力雄厚、富甲一方且热衷公益的盐商，增加了政府的财赋收入；另一方面，它加强了海盐产地与内陆非盐产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牢固联系。通过海盐商路，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广东所产之盐，大量销往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同时，上述内陆省份所产粮食、竹木、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烟草、高粱、陶瓷、铜、铁、锡、石膏等产品也大量运往沿海各省。上述各省的商品互通有无，对促进我国商品生产与货物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推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总之，海盐商路沟通了沿海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不同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二、历史作用

1.国之重利

盐税是我国古代及近代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海盐盐税是盐税之重中之重，其中尤以两淮盐税为最。唐宋以降，两淮盐利之巨，居天下赋税之半。明清时期，两淮盐利在唐宋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清代，两淮盐业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的影响。两淮盐业不仅承担了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大多数民众的食盐重任，而且还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课税。在课税方面，两淮盐课可谓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朝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指出：“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两淮盐税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此仅就两淮盐税而言，如果再加上其他长芦、山东、两浙、福建及两广等盐区盐税，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

2.社会稳定

海盐商路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商路沿岸城市与贸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产销各地及沿岸城市众多老百姓的就业问题，使其依托海盐经营与其他商品贸易得以安居乐业。另一方面，海盐盐路对于盐商队伍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依托历代食盐专卖特权，海盐盐商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拥有巨资的盐商虽然将大量的资本耗费在了奢侈消费、结交权贵、捐输报效等方面，但他们同时也承担了部分社会责任，将不少资金投向了文化教育、社会救助等公益事业。盐商的所作所为对于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很好的安固作用。

3.商贸网络

海盐商路作为历史上特色贸易商路之一，与丝绸之路、茶路及粮路一样，发挥过重要的商贸作用。它与其他商路或相互交织、或相互叠加、或平行相向，共同组成了我国古代沟通国内外及不同地区间丝、粮、茶、盐及其他商品买卖的商贸通道和流通网络。在推动我国古代商品流通与货物买卖过程中，各商路既自行体系，又相互联系、相互交织。正是依托该商贸网络，海盐的生产与销售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食盐产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使得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天津、扬州、仪征、淮安、泰州、汉口等城市，从西汉时起，就开始沿着水路融入了全国巨大的商贸网络之中。

4.繁荣文教

依托海盐盐路及食盐专卖政策而发展起来的历朝历代之海盐盐商，均有重视文教、捐资助学之传统。其目的虽然主要是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为他们接受教育、读书入仕提供方便，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之路。但在此过程中，盐商们的所作所为也为繁荣地方乃至全国文教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其聚居地（如扬州、天津、广州、汉口、淮安、泰州等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带动了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使聚居地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局面。如明清时期淮安河下因两淮盐商对教育的资助、支持和参与，结果人文蔚起，科名相望。弹丸之地，仅明清两朝，就出了55名进士，其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有，一时名闻遐迩。还有110多名举人，140多名贡士。文化繁荣也带动了河下的商务兴盛和市场繁荣。再比如长芦盐商对天津近代教育更是作出了重大贡献。今日之巍巍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长芦盐商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