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是指古代中国西南地区连接区域间和国际的商贸通道。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之间，在藏、川、滇“大三角”地带的高山峡谷、原野丛林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也最遥远的文化传播古道之一的——茶马古道。
图1茶马古道路线图
第一章 茶马古道的历史沿革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措施，即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兴于宋代，繁盛于明代，清后期逐渐衰落。茶马古道穿越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高寒高海拔，因此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干线，即青（青海）藏线、川（四川）藏线、滇（云南）藏线，最终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
一、茶马古道的形成
汉代以来中央政权十分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往来，在茶马互市形成之前，中央政权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唐代后期，绢因为受革制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被茶所代替，绢马贸易也日益发展为茶马互市。
唐代中期以后，饮茶的习俗开始在中原形成并逐渐辐射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641年，文成公主一行从长安出发，长途跋涉到吐蕃（618～842年，由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和亲，将茶叶和许多工艺品、谷物、菜籽、药材等带到藏区。由于唐朝中央政权对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互市的重视，加之对马匹的迫切需求和开始将茶税纳入财政体系，促成茶马互市在汉藏民族间形成。据《新唐书》记载，贞元年间（784～805年），“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入茶”。由于当时茶叶还只是少数民族上层的奢侈品，社会需求量十分有限等原因，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没有大规模发展。唐代的茶马贸易走的就是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
图2 布达拉宫珍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联姻图》
茶马互市在宋代成为正式制度。茶叶传入藏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后，茶叶所具有的解油腻助消化功能，到宋代不仅上至贵族，既使普通牧民也已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通过出卖茶叶换取战马。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为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的物质基础。除去重点茶叶产地巴蜀、云南以外，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地种植茶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甚至在岭南地区也开辟了很多新茶园。
为了加强管理推动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年）宋在成都设置榷茶司（榷茶，茶叶的专营专卖），在秦州（甘肃天水）设买马司，分别对买卖茶叶和马匹进行管理。并在不久后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事宜。据估计，北宋时四川茶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2万匹以上，南宋时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其中半数以上销往藏区。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茶引”又称护票，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是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
宋代的汉藏茶马贸易依然主要走唐蕃古道，虽然宋时这条古道的政治、军事作用大为削弱，但却因为茶马贸易的日益兴盛而真正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尽管当时四川茶叶占据入藏茶叶的1/2以上，但日后由四川入藏的川藏线尚未形成，而是通过西山道，即由今四川都江堰市出发沿岷江河谷北上，纵贯岷山山脉，通往甘肃、青海藏区，或北上连接唐蕃古道。
二、茶马古道的繁盛
元朝虽然不再用茶叶换取马匹，但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税赋使朝廷依然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重视道路的开拓，不断设置驿站，从而使茶马古道得以延伸拓展，推动茶马古道在明代和清前期达到繁盛。
汉藏茶马贸易的繁盛首先表现在交易量上。“从1490～1601年的111年中，仅陕西、四川等地行销甘、青、藏的茶叶，分别为30万斤至80万斤。”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一诗中描绘了茶马交易的情形。1661年，普洱茶年产干茶约八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销往藏区的普洱茶就达三万担之多。
茶马贸易的繁盛还表现在贸易通道的拓展完善和沿线城镇的兴盛。为了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便利贸易，明朝开辟了碉门（四川天全县）—昂州（四川泸州岗安镇）—长河西（四川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在昂州设立卫所加以保护。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成化三年（1467年）“命进贡番僧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泯，着为例。”成化七年（1470年）规定乌斯藏、朵甘思（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各部朝贡必须由四川路进京。从此，川藏线贡道、官道合为一体，成为入藏驿道，是茶叶贸易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马古道的川藏线形成南北两路，昌都是南北两路的交汇点，也是滇藏交通的枢纽，成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南路即“川藏官道”，从雅安—康定—雅江—理塘—芒康—昌都；北路即“川藏商道”，从雅安—康定—炉霍—甘孜—昌都。茶马古道滇藏线从丽江到德钦也形成三条线路。输藏茶叶规模的扩大，促使茶马古道沿线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也使四川在茶马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打箭炉（四川康定）获准成为汉藏贸易的市场，并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设立茶关，使边茶集散地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乾隆时，松潘也发展为川西北、甘青以致蒙古的边茶集散地。
茶马贸易的繁盛促使贸易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通过茶马贸易巩固和强化对藏区的统治，大量设置茶司马机构和官员，管理茶马贸易。1361年明朝立法严禁私茶出境，“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议者立论死”。并在天全（四川雅安地区）等地设茶课司，征收茶税。清前期由于大规模战事的需要，继续积极推行茶马贸易政策。此后为了扭转官茶贸易的萎缩，朝廷对四川茶叶贸易进行了重大制度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即商人经营茶叶均须纳税申请领取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口岸）销售和易货，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开展茶马贸易的地区，除了此前的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外，云南也成为最主要的区域。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北胜州（云南省永胜县）开展茶马互市获准，从此云南茶大量销往藏区且地位不断提升。
三、茶马古道的衰落
清代中期以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内地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内地与边疆商人交易日益频繁，逐渐冲破了官办茶马贸易的垄断。同时，由于茶叶在中国出口贸易值的比重占一半以上以及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也促使清廷对茶叶的重视从茶马贸易转向出口贸易。茶马贸易的衰落直接表现在茶马贸易管理机构的裁撤上。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裁免茶马御史；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清廷分别裁撤各地茶马司。1908年，普洱茶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雅安茶号由原来的100多家减少到30多家，年加工边茶由原来的1000万斤以上减少到34000斤。从此，历经一千多年的茶马贸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茶马古道也因此而衰落。
第二节 茶马古道上的贸易
一、茶马古道上的贸易形式与管理
1.贸易形式
（1）朝贡贸易
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大量采用朝贡贸易形式。明代虽然外贸多以朝贡形式进行，但在茶马贸易方面已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清代，朝贡贸易完全被其他贸易形式取代。
（2）互市贸易
①榷茶易马
榷茶（茶叶专卖税）是中国唐代以后各朝代所实行的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起始于唐。《旧唐书·穆宗本纪》载，长庆元年(821年)“加茶榷，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改茶税为榷茶，并设榷茶史，征购民间茶园，规定茶的种植、制造、贸易全由官府掌握。此政推行不久，民怨鼎沸，旋即夭折。榷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始行于宋代初年。榷制规定，园户生产茶叶，先向山场领取“本钱”，茶叶采制以后，除交纳租税和本钱的茶叶外，余额也全部交售给山场。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旧时收税的关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以茶易马，是我国古代统治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设立机构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用茶叶换取边区少数民族的马匹和其他物品。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在蜀置买马司，设官茶场（后二者合为茶马司），规定以四川的茶叶交换“西番”各族的马匹，从此将其确定为一种政策。茶马司设立后，每年在熙秦地区买马两万匹左右，在四川购进马匹五千至一万。
宋代在绝大部分产茶区实行唐代始创而未实行的榷茶法。宋代榷茶的政策和制度，由于其政权长期处在动乱之中，所以变化很大。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榷茶制为茶引制，即商人高价买茶引，凭引向园户购茶(自付茶价)，严密的茶引制度由此开始。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代和清代前期，虽有时也实行税茶或其它榷茶方法，但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茶引制。清代咸丰(1851～1861年)以后，因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内地设栈开厂，茶引法逐渐废止，榷茶才最后被征收厘金或其它捐税所代替，榷茶易马之制便改为民间自由经营。
②“召商中茶”
“召商中茶”即官府允许商人直接参与茶马互市，是官府默认民间茶马自由贸易的措施。明代成化时（1465～1487年）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茶叶多私运出境﹐官府征收不到“官茶”而马至日少。于是弘治三年(1490年)被迫开放商营贸易﹐出榜招商。要求商人到指定茶场买茶，并将茶叶送到指定茶马司，收购来的茶叶官府留下4/10，其余6/10由商人自行销售。此法虽然迫于官茶不足，但实际上承认了民间贸易的合法性。此法一行﹐私茶贸易一发不可遏止﹐导致好马尽入民间商人之手；官员将吏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压低马价﹐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马替代番马﹐造成官营茶马贸易加快衰落。
（3）民间贸易
虽然茶马互市兴起以来历代官府限制民间贸易，并实行了严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因为民间茶马贸易交易成本较低回报率较高，所以民间茶马贸易、私茶贩卖始终存在。明代是茶马贸易的鼎盛时期，但民间茶马贸易的发展也很快，并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尤其明王朝无奈采取“召商中茶”措施后，默认了民间茶马贸易的合法性。清代以后，民间自由贸易逐渐成为茶马古道上贸易的主流，贸易形式更加灵活，贸易范围更加广泛，交易利润也更为可观。由于走私贩茶利润较高，不仅一般商人不顾冒犯严刑峻法之险，就连达官贵族以致驻军头目也参与其中，利用权力进行走私贩茶。
2.贸易管理
（1）管理机构
唐宋时期朝贡贸易由鸿胪寺主管，明清时期的朝贡贸易由礼部主客司主管。唐代绢马贸易、茶马互市由互市监管理。唐王朝为了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以及解决购置战马的军费之需，在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改茶税为榷茶，并设榷茶史，实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
宋代时，茶马司取代互市监统一管理和经营茶马互市贸易实务。元丰四年（1081年），宋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掌管以川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明初于洮（治所在今甘肃临潭）、秦（治所在今甘肃天水）、河（治所在今甘肃临夏）、雅（四川雅安）等州，清代于陕西、甘肃皆置茶马司。康熙四年（1665年）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清初又曾于陕、甘二省置御史专管其事，通称茶马御史。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裁免茶马御史；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清廷分别裁撤各地茶马司。至此，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形式连同其管理机构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3清代雅安茶马司遗迹
964年，宋王朝开始明确实行榷茶制度。起初这一制度仅限于江淮、东南一带，设置榷货务和山场，到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六务十三场，处理各地茶政。但随着王朝财政压力吃紧，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扩大榷茶区域，在川陕地区增设提举司，对四川茶叶实行专卖制度。
（2）管理政策
茶马古道上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目的在于对贸易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为了确保贸易流通顺畅，茶马互市稳定繁盛，上述管理机构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首先，确定贸易形式。无论采取朝贡贸易、榷茶、榷茶易马，还是召商中茶，以致严禁私茶政策，均由上述管理机构确定和执行。
第二，确定茶马比价。如洪武十六年（1383年）河州茶马司规定“上马给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而洪武二十二年前雅州茶马司定价“马一匹给茶一千八百斤”，价格可谓极高。茶马比价显然与马匹供应和茶叶产量直接相关，但也和茶叶和马匹走私的贩运量有关，所以官方始终严防茶叶走私。
第三，规定贸易数量。为了统一控制和维持茶马贸易发展，除了茶马比价，茶马贸易的数量也是官府管理的重要内容。明初时，曾对西部少数民族实行“金牌信符”、“差发马”制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用交粮纳税，但需缴纳马匹作为税赋。金牌即明朝颁发的进行茶马交易的牌照，又称“茶马金牌”、“金铜信符”， 遇有征罚调集时，各部落来边关缴纳马匹，需出示金牌信符，两半勘合，才能得到以食茶作马价补偿。差发，蒙元时指赋税徭役。金牌信符制度形式上是差发马，即象征性的实物赋税，实质就是官办茶马互市规定交易数量。
第四，实行巡视监察制度。明代初期即启动巡查制度，每月初派遣“行人”一名赴陕西、河州、临洮、四川碉门、黎州、雅安等处巡察，禁止私茶出境。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至九月，每月派遣4名“行人”前往上述地区巡察，半年之内共派了24人。此后巡察派员问题几经反复，永乐年间（1403～1424年）和明宪宗（1465～1487年在位）初年改由御史巡茶，景泰年间（1450～1456年）仍由“行人”巡茶，到成化十一年（1475年）又改为由督理马政都御史兼理巡茶。清代则在多处专设巡视茶马御史司负责巡察以茶易马备边事宜。
第五，禁止私茶运销。对茶叶经营的垄断和严禁私茶，是唐代到明王朝茶业经营政策的两个方面，禁止私茶运销因此也就成为各时期茶政茶法的重要内容。茶马互市和茶政自唐代实行伊始，便对茶叶产销进行垄断管理，禁止私人经营，严禁私茶贸易，并强迫将私人茶树移植到官府茶园。宋代则制订了更加严厉的榷茶制，并对川茶进行全榷，严禁私行交易。元朝存在时间虽短，但沿袭宋代的茶叶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叶与私盐同罪。明代为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初期严禁私茶出境，禁止私人贩茶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雅安地区更强调不仅茶叶连茶种也不许带过二郎山，可谓达到了周密和完善的地步。明后期对私茶的控制有所放宽，私茶贸易随之迅速发展。
二、茶马古道上交易的商品
茶马古道上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四川、云南等内地的商人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四川的康定、雅安、成都或云南的丽江、大理和昆明等地销售。西藏、川藏线、滇藏线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1.茶叶
茶马古道的名称决定了这条古代贸易通道上流通的商品主角是茶叶和马匹。按照商品加工方法分类，茶叶可以有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等品种。茶马古道穿行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之间，受高海拔、高寒以及山势险峻的自然条件限制，道路险峻，交通运输条件极其险恶。因此为了能够一次运送更多的茶叶，便将晒青毛茶压成茶饼、沱砖等，于是从茶马古道运往西藏等地的茶主要是砖茶、沱茶等黑茶类紧压茶，以及少量的绿茶。由于茶马古道流通的茶叶主要产自四川和云南两地，因此本书依据产地特点，主要介绍川茶和滇茶。
（1）川茶
茶马古道上的川茶又称“边茶”，是对四川销往藏区茶叶的统称。边茶的称呼起源于明代中期，那时一般将西藏地区视为边疆，称作“边”，而将朝廷直接控制的内地称作“腹”。清代乾隆时期，朝廷正式将输藏的川茶称为“边茶”。
边茶分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以雅安为制造中心，产地包括雅安、荥经、天全、名山、芦山、邛崃和洪雅等地，以雅安、荥经、天全、名山四地为主产地。茶叶主要销往西藏、青海和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自治州，以及甘肃南部地区。南路边茶的原料粗老，是采割茶树枝叶经过加工而制成。原料可手采也可刀割，手采老叶或当年枝叶，刀割当季当年成熟新梢枝叶。南路边茶的成茶曾分为毛尖、芽细、康砖、金尖、金玉、金仓六个品种，后简化为康砖、金尖两个品种。南路边茶经熬耐泡，品质优良，占藏销边茶的60%以上。
西路边茶简称“西边茶”，以四川灌县、北川为制造中心，主要销往四川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和甘肃的部分地区。西路边茶的原料比南路边茶更老，采割当年或1～2年生茶树枝叶。一般采取粗细兼采方法，春天采摘一次细茶之后，再采摘边茶。加工工艺比较简单，一般杀青后晒干，蒸压后装入篾包即可。
图4四川灌县、崇庆、大邑等地生产的西路边茶
（2）滇茶
云南是茶叶的原生地之一，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茶为主。普洱茶泛指以云南普洱茶区所产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杀青、揉捻、晒干、蒸压而成的各种规格的紧压茶，按照发酵方法区分，分为生茶和熟茶。
图5清朝《贡茶案册》对西双版纳六大古茶山缴纳普洱贡茶的登记
2.马匹
马匹是古代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活动的重要工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马的产地主要在今甘肃、青海、西藏、新疆、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唐代茶马互市的马匹主要来自新疆和西藏地区，北宋时期主要来自甘肃藏区，南宋以后主要来自西藏、甘肃藏区。
马属食草动物，耐寒不耐热，广袤的草原和凉爽的气候条件适宜马匹健康成长。古代雄踞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长年战事不断，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蒙古族的主力部队就是骑兵。中原地区不产马匹，或者说缺少放牧成千上万马匹的牧场，蒙古草原、青藏高原都是适宜马匹生长的地区，因此中原王朝把目光集中到了广袤的青藏高原。唐代并不存在正式的茶马贸易，宋代之后的明清时期，茶马贸易成为正式的国家贸易。此时中原王朝茶马贸易政策的出发点，一是为了获得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战马，二是用茶取得换马的物质从而用茶叶征服西藏。
3.其他商品
茶马古道上交易商品除去茶叶、马匹之外，日用品和土特产品品类繁多。日本人山县初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撰写的一部全面反映清代西藏本土概况的方志性著作——《西藏通览》中，详细记载了西藏的地理、风俗、政教以及经济、历史等，为西藏地理、历史、民俗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书中记述从四川、云南等地输藏的商品中，除去茶叶以外，包括木棉类、毛织物类、毛棉杂织类、珊瑚、玉蜀黍、火柴、绢织物、烟草、毛皮、珍珠、砂糖等；从西藏输出的商品也有十三类：羊毛、麝香、砂金、红花、橄榄实、鹿茸、紫草、黑白香、肉桂、氆氇、佛像、硼砂、盐等。
实际上，不同历史时期在茶马古道上交易的商品是有变化的，随着时代的临近，日用品和土特产品日益成为主角。唐代前期，丝绸、马匹和盐是交易的主要商品。唐宋时期，除去茶叶、马匹和盐以外，还有棉毛制品、名贵香料、珍贵药材、金银器、玉器等。明清时期则为茶叶、铜器、铁器、银饰、宝石、布匹、毛皮、毡毯、麝香、虫草、鹿茸、贝母等。
第三节 茶马古道的线路及主要商埠
一、青藏线沿革与路线图
图6文成公主进藏图
茶马古道青藏线即唐蕃古道，是1300年前唐朝和吐蕃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著名的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这是汉代以来中原进入河湟地区的传统路线。它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起点是唐王朝的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终点是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5个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其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
它的大致路线是：从长安（西安）──秦州（今甘肃天水）──临州（甘肃临洮）──河州（甘肃临夏）──龙支城（青海民和柴沟北古城）──鄯州（青海乐都）──西宁──共和──兴海──贵南──同德──玛沁──甘德──达日──色须（四川石渠）──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柏海（西藏那曲）当雄──逻些（拉萨）。
陕西、甘肃、青海地区不产茶，唐宋时期通过青藏线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产自四川通过西山道，输往甘肃、青海藏区，或者北上连接唐蕃古道入藏。
二、川藏线及主要商埠
图7茶马古道川藏线路线图
1.线路沿革与路线图
早在西汉时期，茶叶作为商品就在川藏地区交易。当时。蜀郡的商人常以布匹、茶叶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莋等部落交换牦牛、马等物，这条商贸通道史称“旄牛道”。由于邛崃是当时茶、铜铁器的主产地，也就成为旄牛道的起点，其路线为：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荥经)—旄牛(汉源)—沈村(即莋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磨西—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走青藏线。从明朝开始，川藏线正式形成并逐渐取代青藏线的地位，形成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昌都、昌都至拉萨三个段落为主干道的茶马古道川藏线。
（1）由雅安至打箭炉（康定）段分为两路：
一路由雅安—荥经—黎州—泸定沈村—磨西—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路上运输的茶也被称为“大路茶”；
另一路是自雅安—天全—昂州河—岩州—烹坝—打箭炉，因其为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路上运输的茶则被称为“小路茶”。
（2）自康定至昌都段，川藏线分成南、北两条支线：
南线（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从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昌都，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使用，又被称为“川藏官道”；
北线（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从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昌都，此路为明代川藏茶马古道的大道，又被称为“川藏商道”。
（3）自昌都至拉萨段，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
草地路由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称草地路，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队常走之路；
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洛隆—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
除以上干线外，茶马古道川藏线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松潘—甘南的支线；由邓柯（今四川德格县境）—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类乌齐—丁青—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
2.主要商埠
（1）雅安
图8雅安茶马古道
雅安位于四川省中部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境内的蒙顶山早在唐代就以产蒙顶茶著称，宋代时蒙顶茶成为茶马贸易的专用商品。“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蒙顶茶享有千年的美誉，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仙茶故乡”。雅安自古就是边茶的原产地和主要输出地，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始点。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年）在雅安（名山县新店镇长春村）设置茶马互市司。清道光二十七年（1849年）重修茶马司，至今保存完好。鼎盛时期，茶马司每年运出雅安茶达到2万驮（每驮50公斤），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有时一日接待商人达2000人。
雅安的上里和望鱼都是川藏线上必经的古镇，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和文物古迹。汉源县飞越岭至化林坪有8公里茶马古道遗迹，山势险峻，最宽处有4米，几乎全用红色花岗岩铺成，路面上至今留有拐架子的窝痕。天全县红星村的甘溪坡茶马古道遗迹长约2公里，当年背夫歇脚时用拐子杵下的窝痕清晰可见。
（2）打箭炉（康定）（提示：1930年代康定东关城门“康定门”旧照）
图9 1930年代的康定
图10 1930年代康定东关茶马一条街
康定旧称“打箭炉”，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多”，意为打曲（雅拉河）与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处，旧译“打煎炉”，后通译“打箭炉”，简称“炉城”。康定位于川西贡嘎山北端的跑马山麓，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明代开“碉门路”茶道后，逐渐发展成为大渡河以西边茶贸易集散中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达赖喇嘛奏请在打箭炉互市，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获准。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被打破，大批陕商、川商和藏商聚集交易。在康定经商的商人中，以陕西籍商人较早和最多，在康定经商的陕西籍商人被称为“炉客”。清末民初，陕西户县在康定的“炉客”就达3000多人，仅德泰和一家商号的店员就有120人。民国时期，康定240多家坐商中，陕西籍商人占到半数以上。
康定以其特有的锅庄文化闻名于世。大渡河上游康定、丹巴一带藏族家中多有一间客厅兼厨房的大屋子，由于屋里大火塘中有三根打制的支锅柱，为熬茶做饭放锅所用，故将这间屋子称为“锅庄”。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康定的锅庄从支锅熬茶的“锅桩”脱胎成为专为茶马贸易提供中介及相关服务的机构和场所。在康定的茶马贸易中，锅庄由本地人经营，既是过往商户和驮队的食宿之地和商品堆放处，又是贸易的中介处，扮演了十分独特和活跃的角色。雍正至乾隆时期，康定锅庄由13家发展到48家。在交易中，锅庄主不直接参与买卖，只是受藏商委托与汉商洽谈，锅庄主按交易金额收取2%～4%的佣金。康定茶商要争取买主，也需经过锅庄主的中介牵线。而担当贸易中间人的往往是锅庄中年轻貌美、精明能干的女子，当地人称其为“沙鸨”或“阿佳”（藏语姐姐的音译）。这也形成茶商与锅庄的密切联系，甚至通婚联姻。
图11 康定的茶庄（庄学本 摄于1938年）
（3）昌都
图12昌都古城旧貌
昌都是藏语，其意为“水汇合处”。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的谷地之中，扎曲和昂曲在昌都相汇为澜沧江，因而得名。昌都处在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交界的咽喉部位，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是川藏线滇藏线的交汇点。
吐蕃时期，昌都地区之间就有小道相通，并有桥的连接。隋唐时期有驿道从昌都经彭州、成都、剑州（剑阁）、利州（广元），通往长安。元朝在昌都设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昌都地区及四川甘孜、阿坝地区事务，建立驿站，促进了茶马古道的通畅。明朝在昌都设朵甘卫指挥使司，保障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清代时茶马古道更加通畅，茶马互市虽然逐渐消逝，但边茶贸易却悄然兴起。昌都因茶马古道而形成，更因茶马贸易而兴旺。昌都由茶马古道的通道、中转、门户、枢纽，进而发展成为区域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4）拉萨
图13旧拉萨街道
图14拉萨八廓街景
拉萨位于西藏东南部，西藏高原的中部、喜马拉雅山脉北侧，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中游北岸，海拔3650米，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长期以来就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也是藏传佛教圣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全藏，迁都逻些（拉萨）。藏语中羊叫“惹”，土为“萨”，大昭寺建成后就叫做“惹萨”。由于大昭寺是最早的建筑，人们便以“惹萨”作为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城市名，“拉萨”的名字就是这时出现并沿用至今。汉文史籍把“惹萨”一般译为“逻婆”、“逻些”。
文成公主入藏后，随着吐蕃领土的扩张和对外交流的发展，商业活动渐渐频繁，形成了某些重要的商业聚集点，拉萨作为都城所在地，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在整个吐蕃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朝还在西藏边界开设了一些茶马互市，内地的纸张、丝绸、茶叶等通过茶马互市进入西藏，西藏的牛、羊、马交换到内地，内地与西藏边地经济上的往来非常密切。尽管拉萨是汉藏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但茶马古道的行程并未到此完结。从拉萨开始，经过江孜、亚东或者通过日喀则，马帮驮队又向着新的目的地喜马拉雅山背后的尼泊尔、不丹、印度远行，使拉萨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衙署最早设在拉萨冲赛康。18世纪末在鲁布柳林西侧新建驻藏大臣衙门。拉萨修建了大量贵族府邸、活佛家庙、政府衙门，还有商店、作坊、茶楼、酒店、民宅等。当时西藏商人、内地商人、不丹、尼泊尔、印度诸国商人，纷纷云集拉萨经商，八廓街、冲赛康、铁奔康、坚布康、旺堆辛嘎成为拉萨五大市场。
三、滇藏线及主要商埠
图15茶马古道滇藏线路线图
图16云南茶马古道路线图
1.线路沿革与路线图
茶马古道滇藏线形成于唐代，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680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滇藏茶马古道在云南的起点就是唐朝时南诏政权的首府所在地大理。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大理—剑川—丽江—奔子栏—盐井—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在左贡分两道进入藏区：一道由左贡—八宿—邦达—察雅—昌都；一道由左贡—八宿—波密—林芝—拉萨。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麽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势力，不断向藏区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麽些人取代了大理国的贸易地位，与藏区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麽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此后，历代纳西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早期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通商渠道。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批准汉藏在北胜（今永胜）互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批准在中甸互市，1688年在中甸设立茶关。全盛时期，来往马帮的牲畜可达上万匹之多，从此滇藏线茶马古道的贸易往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丽江发展成为滇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连接滇藏川地区和民族贸易的重要集镇，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的中转站，输藏的滇茶由各产地（思茅、西双版纳等地）经过丽江运至西藏。
由丽江入藏的主干线为：丽江—中甸—德钦—盐井—芒康—昌都，再从昌都去往拉萨等地以致尼泊尔、印度、缅甸。
在丽江至德钦之间形成三条支线：
丽江—石鼓—巨甸—鲁甸—保和—德钦县城；
丽江—石鼓—其宗—奔子栏—德钦县城；
丽江—文海—龙蟠—虎跳峡镇—中甸—奔子栏—德钦县城。
2.主要商埠
（1）丽江
图17丽江古城
图18丽江古城石板街
丽江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是云、藏、川的交界地，丽江地处滇川藏要冲，以及滇川藏政治、经济、文化走廊，又是云南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处于茶马古道滇藏线的唯一通道线上。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坐落在丽江坝中部，始建于宋末元初，并在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扩张。丽江古城的历史与纳西木氏土司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忽必烈赐名“丽江”时，丽江的所在地是“逻波城”（石鼓），明朝时期，木氏土司把行政中心由白沙迁至大研，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工程。大研处于丽江坝子中心，便利与周边区域的商贸活动。古城四周水草丰美，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有利于南来北往的马帮休养生息。军事上有利于居中防御，也便于通过茶马古道进入藏区。清雍正以后，与藏区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丽江及外地商人纷纷在丽江古城、石鼓、巨甸等集镇设店经营。清代时，丽江的纳西人逐渐产生了专门从事进藏贸易的“藏客”，并成立了自己的马帮，成为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客商。
丽江古城成为商贸集散地的历史，也是茶马贸易不断兴旺、繁荣的历史。据《徐霞客游记》记载，明时的丽江古城已有“居积番货为业”者，仅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销往西藏的滇藏茶就有3万担之多。明末清初丽江已形成初级市场，分大研市、白沙市、七河市等，到光绪年间又增加了石鼓街、九河街、巨甸街。随着马帮出入古城的频繁，旅马店业也悄然兴起，出现了专为马帮的作坊和门店，提供多项服务，如卖草场，缝制出售垫褥子、藏靴，加工出售炒面、酥油，打制和供应马蹬、马掌等。丽江的银、铜矿开采历史悠久，银、铜器皿的制作久负盛名。丽江银、铜器又是藏胞喜欢的生活必需品，从而成为输藏的重要商品。藏商驮来的货物有皮子、细羊毛等，经纳西手工制作成产品后又销往藏区。藏商还驮来山货药材如麝香、熊胆、虫草、贝母等作为行市俏货，又将茶叶、红糖、粉丝、铜、铁、银器运往藏区。20世纪以后，丽江作为商贸物资中转站的功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发展到极致，使滇藏贸易古道向南亚、西亚扩展延伸，成为重要的国际大通道。
（2）德钦
图19德钦月亮湾（金沙江大转弯）
图20德钦奔子栏村
德钦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德钦”系藏语，意为“极乐太平”，原名阿墩子。德钦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中段，“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腹地。德钦平均海拔4270米，境内雪峰林立，海拔在4800米以上的就有13座，称“太子十三蜂 ”，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汉泽为太子雪山）海拔6740米，为云南省第一高峰。
德钦是茶马互市的咽喉要道和主要集散地，升平镇是云南境内最北端、海拔最高和通往西藏的最后一座城镇，是云南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处于茶马古道滇藏线的唯一通道线上。二千多年前滇川藏结合部的各民族先民交往的古驿道已经在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中形成，成为茶马古道的前身。唐代时，日益强大的吐蕃势力借助这条大道南下滇西北。以后随着茶文化向青藏高原的传播和茶马互市的兴起，这条古道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宋代时，以茶叶、丝绸、盐、药材、毛皮、铜制品等为主的互市，使这条古道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到明清时期，茶马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古道的作用更加突出。至今古道仍在滇藏结合部的交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3）大理
图21大理古城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横断山脉南端，海拔2090米，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历史悠久，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 通往印度的“南方丝路”中转站。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大理地区遥置叶榆县，是中原王朝最早在云南设县的地区。公元八世纪，“六诏”（唐初分布在洱海地区的六个少数民族部落）在唐朝支持下，建立南诏政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统治迈进了一大步。
大理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茶叶集散地。早在唐代的南诏国，西双版纳、思茅的茶叶就已运销大理。凤阳邑村在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原名“砖窑”，曾以烧制砖瓦为主，茶马古道穿古村而过。凤阳邑的茶马古道是大理古驿道中的一段，也是滇藏茶马古道大理段的一部分，是南诏最早的城池太和城和阳苴咩城官道之一。凤阳邑现存“茶马古道”全长700余米，原貌保存较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石板路打磨得锃亮如镜。路宽2.6～3.2米，当中铺长1米、宽0.6米左右的条石，即“引马石”，两侧各铺宽约15厘米的卵石道。茶马古道旁为石凳和铺台子，沿着“引马石”的走向，两边都是古老的白族民居，墙体为不规则的石头所砌，独具大理“石头砌墙墙不倒”的建筑特色。古道两边至今还能看见保存完好的观音井、双子井，井水依旧甘甜清冽。
图22大理凤阳邑茶马古道
清末民初，大理下关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和生产加工地。云南主产茶区（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加工销售，下关沱茶属普洱紧压茶类，其加工演变过程源于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1902年由下关“永昌祥”商号成功定型，对日后的云南沱茶蜚声海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在茶马古道中意义重大，大理马在很早以前就名扬四海，南宋王朝的战马多来自大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宋高宗则称赞大理马可以和西北马相媲美。最早记载大理的骡马交易是在南诏时期唐朝永徽年间（650～655年）的三月街进行，骡马市场是三月街的一大特色。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中记载：“三月十五日在点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徐霞客游记》则记载了集市的盛况：“具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此为马市，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
（4）思茅（普洱）
图23思茅镇沅镇千家寨2700年茶树王
图24茶庵鸟道
普洱原名思茅，2007年改称普洱。普洱位于云南省南部，澜沧江中下游。普洱是云南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最大的产茶区之一，是滇藏茶马古道的源头。大理国时期称为“思摩部”，元代称“思么”，明代叫“思毛”。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立“思茅厅”，隶属普洱府。民国二年（1913年）废厅，改“思茅县”。普洱因茶而兴，雍正年间就因普洱茶远销而闻名，道光、光绪时这里更是商贾云集，市场繁荣。
普洱市北约40公里的茶庵塘茶马古道，约铺建于清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三年（1812～1824年），当时是为了方便向京进贡普洱茶，由官方出资修建，现为官马大道中保存较完好的一段。清政府曾设兵丁5名驻守，设有接官厅、普济寺、和尚庙、尼姑庵、茶馆和马店。因茶庵坡陡山高，峰危路险，古木参天，传说只有鸟儿才能飞过，所以又被称为“茶庵鸟道”。茶庵鸟道蜿蜒崇山峻岭之中，长约5公里，用硕石和长方形条石沿着密林遮盖的山冈铺设，宽约1米，石上已踏出深约2厘米的马蹄印。
图25 云南宁洱县磨黑镇茶马古道
明清时期，以普洱茶为源头出滇的茶马古道有五条：一是经昆明中转各省、北京的官马大道；二是经滇西进西藏转至尼泊尔等国的关藏茶马大道；三是经江城至越南莱州再转至欧洲等地的江莱茶马大道；四是过孟连到缅甸的旱季茶马大道；五是过勐腊至老挝的勐腊茶马大道。
第四节 茶马古道上的商人
一、马帮和脚夫
1.马帮
图26 行走在滇藏线上的马帮
马帮是中国西南地区特有的长途交通运输组织方式。马帮的形成与存在，与西南地区交通运输道路狭窄险峻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悠久的古道贸易有直接的联系。马帮为西南地区对外交通和贸易提供了便利，茶马古道的繁荣则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发展。
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长途贩运货物，而在道路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单人匹马很难成行，更无力承担批量运输业务，由此马帮因运而生。马帮可依据规模分为大马帮和小马帮。马帮的组织形式大致有三种：家族式、“逗凑帮”和临时帮，三种形式有时也会混合。少数大马帮在经营货物运输业务成功的基础上，将资金同时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自产、自运、自销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大商号。进藏的马帮一般多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大商号早期一般临时雇用独立经营的马帮为其运输货物，后期往往组织自营的马帮，拥有自己的“马锅头”（马帮首领）和骡马。
家族式马帮全由一家人经营，马匹为自家所有，马帮也以自家姓氏命名。逗凑帮一般由同村或邻村人结伴而成，每家出若干骡马，选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者担任马锅头。因为马锅头要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掌勺分饭，因而得名。马锅头是赶马人的雇主，是运输业务的直接经营者和决策者，并负责马帮的各种采买、开销和联络。临时帮无固定组织，往往是因为同路或接受同一宗业务而结帮。大马帮中往往还有一些专业人员，如伙头（负责伙食）、哨头（负责押运、帮内保镖）、歧头（兽医）等。进藏马帮一般要找藏族人做赶马人，减少语言和习俗的障碍。
为了生存和贸易利益，马帮们几乎在用自己的生命冒险。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增加了这种风险；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茶马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冒险精神。对要生存、要发展的马帮来说，冒险并不仅仅是拿生命财产作孤注一掷，而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坚韧的毅力、勇敢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等等一系列美德，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身上正好体现了这些品质。
2.脚夫
川藏线崎岖难行，由雅安至康定一段骡马难行，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脚夫肩背搬运。脚夫长年累月艰难攀行，遇到陡险地势只有手脚并用，当地人将运茶脚夫俗称“背二哥”或“背背子”。脚夫每日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0～30里。途中暂息，脚夫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脚夫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脚夫们一般与亲戚朋友结伴而行，一二十人为“一朋”，选年高有德、经验丰富者为“掌拐师”，或称“拐子师”、“大背师”。
图27 清代康定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二、商号
图28茶马古道上的商号牌匾
商号指厂商的字号，即厂商的名称，主要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厂、商店、公司等。商号的命名一般注重使用业主姓氏，或者吉祥顺利的词汇，寄托对生意兴隆的美好愿望。
茶马古道上的商号，主要分为可分为藏商和汉商两大类。按照商品类别，可分为茶叶类、毛皮类、香料类、药材类、织物类、杂货类等；按照商户籍贯来源，可分为藏商、川商、滇商、陕商等。藏商可细分为喇嘛商（来自寺院）、土司商（来自土司）和平民商，汉商则可细分到市镇籍贯。如清代的康定是四川重要商品集散地，清代末年仅陕西户县在康定的“炉客”就达3000多人，可谓商贾云集。
商户按经营商品分类，可分为：茶帮，占比例最大，可按边茶产地细分为雅安、荥经、天全、明山、邛崃五帮；金香帮，主要经营赤金、麝香，以山西、山西商人为主；药材帮，以药材为主，兼营羊毛、茶叶，以川、陕商人为主；府货帮（绸缎、皮张）；杂货帮；干菜帮（油盐、菜食）。康定商户按籍贯分，可分为成都帮、川北帮、云南帮、邛布帮（来自邛崃、大邑等，专营土布）、重庆帮、康商帮（康指康区或康巴地区）。
图29 康定茶庄的店员在打包（庄学本 摄于1938年）
图30 康定茶庄茶工在分包（庄学本 摄于1938年）
云南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要彩祖籍福建汀州府，祖先于清乾隆初年经商至丽江，后来子孙繁衍，至赖耀彩时已是第七代。赖耀彩10岁弃学跟随父亲到中甸作少量的山货药材生意，13岁时已经掌握了山货药材的辨伪，开始主持业务，兢兢业业，从小生意发展成大生意。后来开始经营边茶生意，过草地走茶马古道。光绪末年在德钦创建“仁和昌”商号，之后又与人合作在丽江成立“长兴昌”商号，到民国建立时，他已具有相当资本实力，分号设至四川木里、康定，业务蒸蒸日上。后来赖要彩和其子赖敬庵共同经营，赖家的仁和昌分号扩展至大理、昆明、拉萨，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成为“拥有巨万，富甲一县”的大资本家。其商号仅流动资金就有滇银币60万元，骡马近200匹，成为滇西著名富商之一，西藏人更称之为“赖家昌”。
再如云南大理的“庆沣祥”商号，早期以赶马帮和经营马店起家，为白族杨氏所建。清代因普洱茶贸易蜚声鹊起，开始自设茶庄，转为以经营茶叶为主，并在易武、佛海（今勐海）、云龙等地设分号，收购鲜茶叶加工制作成“庆沣祥”普洱茶，产品经丽江、永胜运销到藏区，经昆明、曲靖运销中原。
三、锅庄
图31 1930年代的康定锅庄
锅庄是明清时期打箭炉（康定）茶马贸易中特有的组织和经营方式，具有特殊的经济文化价值。他集交易场所、货场、客栈、旅店、中介人、担保人等功能为一体，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但其功能主要是贸易中介。锅庄的主要业务是代理藏族商人买卖货物，佣金来自两处，一是在帮助藏商销售货物时按照藏商卖出货物总额的4%计算，由收购货物的汉商支付佣金；二是在介绍藏商购买汉商的茶叶和其他商品时，由茶商或其他商户支付定额佣金和酬金。康定锅庄由早期形成的4家，发展到清中期鼎盛时的48家，并延续到了民国时期，最多时达六七十家。
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汇处的包家锅庄，是清中期康定四十八家锅庄之首。占地40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有三个院子，客房多达数十间，商人的骡子，马都在特定的院子圈养。每年最低成交额在30万元大洋以上，最兴盛时期曾达80万元。包家锅庄的女主人叫包玉环，她美丽聪慧、通晓藏汉语言、熟悉贸易行情，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子，还有很好的口碑。包家祖上都是历代明正土司的辅政大臣，是专门代表明正土司同清朝廷打交道的。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渊源，明正土司家族便与包家世代通婚，借助明正土司的权势，包家锅庄迅速壮大，成为康定最大、最有实力的锅庄。
第五节 茶马古道的影响
一、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通道
茶马古道穿越一千多年，连接川滇藏三地，最终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绵延数千公里。这条古道虽然穿行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雪域云端，但沿着这条古道，伴随茶马贸易，不仅把茶文化传播到广袤的青藏高原，输入藏区的大量内地工农业产品丰富了藏区的物质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也推动了内地工商业特别是制茶业的发展和开拓，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通道。例如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业发展起来；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等也被带动和发展起来。同样，藏区马匹的输入保障了政权的稳定和统一，大量土特产品和日用品的输入，丰富了内陆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消费，内地大量日用品输藏带动了内地工商业特别是制茶业的发展和开拓。尤其是茶马古道还连接着西藏、云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其在中外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与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集聚的市镇，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像雅安、康定、昌都、丽江、德钦等市镇，都是依托茶马贸易而发展成为商业集散中心。
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位于大陆腹地世界屋脊的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康定的“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名）。茶马古道从康巴地区（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部分、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的中心穿过，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使处于游牧部落的康巴人养成了经商的习惯，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也由此远近闻名。
二、促进民族与地域文化交流的天路
几千年来，汉、藏、彝、纳西、傈僳、哈尼、基诺、羌、普米、白、怒、景颇、阿昌等民族，在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地区休养生息，许多原生形态的古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显示了我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和原始形态。茶马古道穿行于青藏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的雪域云端，将原本因山川屏障的各民族和地方文化在茶马贸易活动中连接、冲突、碰撞、互动、团结、融合，犹如一条七彩的天路将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习俗的地区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联系并协同发展。特别是通过茶马古道的贸易活动，成为汉、藏两大文明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渠道，促成汉、藏民族的沟通并在行为、心理、情感上亲近、团结和融合。比如佛教在汉藏之间双向的传播，大约5世纪左右佛教开始从汉地和印度这两条途径传入西藏，并在与藏区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中进一步与之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后，又向中原地区广泛传播。佛教在汉藏间双向的传播交流渠道，正是借助了茶马贸易的通道。
三、联结边疆与内陆政治融合的纽带
茶马古道穿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接之处，茶马古道的拓展和茶马贸易的兴盛，促进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和巩固，茶马古道成为促进西藏与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纽带。中国古代王朝实行茶马贸易的目的除去获得战马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现对西南边疆和少数民族“羁縻”（笼络控制之意）的目的。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传承和锻造不畏艰险勇闯商路的商业精神
茶马古道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世所罕见，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描述：“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当地民谚形容古道行路之难：“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然而，茶马古道的商路之难绝非地理之难而已。广袤的西南边疆地广人稀，土层稀薄自然条件恶劣，农牧业基础薄弱，20世纪中叶以前始终处于游牧社会，茶马古道通行之前几乎没有工商业基础，即便是较为发达的内地也处于专制的农业社会。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历代在茶马古道上经营茶马贸易和其他贸易的各族商户、马帮脚夫以及锅庄们，凭着他们的双脚、双手、双肩，凭着他们为了生存和生意不畏山高水险、不畏官府打压、不畏匪截盗抢、不畏商路迷茫的冒险精神，凭着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勇气和经营智慧，凭着他们宽容亲和互助共生的合作精神，凭着他们不辞辛劳勤勉经营的坚韧毅力，凭着他们执着守信的职业操守，走出了举世无双的茶马商路，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这种不畏艰险勇闯商路的商业精神和实践，发生在长期重农抑商的古代中国，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古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既并驾齐驱又一脉相承；这种不畏艰险勇闯商路的商业精神和实践，是中华民族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财富，须要正在开拓建设现代化事业的中国人继承和弘扬；这种不畏艰险勇闯商路的商业精神和实践，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宝贵财富，值得所有人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