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井盐商路

井盐商路是特指历史上运销四川、云南所产的井盐而形成的辐射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区的商贸路线。我国早期生产井盐的卤水主要开采于四川、云南、西藏、甘肃等地，尤重点集中在四川和云南，井盐商路便由四川、云南向周边省份扩展而形成，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第一节 井盐商路的历史沿革

井盐商路的形成与井盐产地及井盐销区的分布直接相关，井盐产量的提升和产区的扩大则直接推动了井盐从产地向我国中西部广大地区的扩散，渐趋形成了一个以井盐销售为中心的商路网络。

7.1.1井盐产地

井盐从战国开发以来，在唐代之前产销有限。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代井盐产地得到了快速扩大，以县计已有87处。从分布情况来看,剑南道最多,山南道次之,陇右道和江南道较少。唐朝末年,剑南道和山南道盐井数大约为640所。

北宋时期,从事井盐生产的地区有成都府路、渔川府路、夔州路、利州路、秦凤路和荆湖北路,共计6路。总计益、梓、利、夔四路有产盐州级政区24个,盐井612口。

明代，井盐产地分布于四川、云南、陕西、湖广四省，以县计至少有83处。其中，四川井盐产地分布于成都、保宁、顺庆、夔州、重庆、叙州、镇雄、潼川八府，眉、邛、嘉定三州，建昌、盐井、会州三卫；云南井盐产地为云南府安宁州、楚雄府广通和定远二县、姚安军民府大姚县、武定府和曲州及元谋县、景东府、镇沅府、大理府太和县、邓川州浪穹县、赵州云南县及云龙州、鹤庆军民府剑川州、丽江军民府兰州、永宁府、威远州、车里靖安宣慰司；陕西井盐产地为漳县和西和县；湖广井盐产地为长沙府湘乡县、岳州府澧州、永州府东安县、荆州府归州巴东县、承天府荆门州。

清代，井盐产地分布于四川、云南、甘肃、湖北、西藏，有73处（以县计），盐井10余万口。其中，四川、云南两省井盐产地增加尤为突出。清代四川省井盐产地分布于成都、重庆、保宁、顺庆、叙州、夔州、宁远、嘉定、潼川、绥定10府以及绵州、资州、忠州、酉阳、泸州5直隶州。云南井盐产地分布于云南府、武定直隶州、大理府、丽江府、楚雄府、永北直隶厅、景东直隶厅、镇雄直隶州、镇沅直隶州、元江直隶州、普洱府。

民国人力凿井图（孙明经1938年摄）

经盐务管理机构的调查统计，清末民国时期井盐产地的分布和数量已十分清晰，清光绪时期的井盐产地如下：简州、荣昌县、大足县、合州、铜梁县、涪州、阆中县、南部县、南充县、西充县、蓬州、大竹县、富顺县、大宁县、云阳县、万县、开县、盐源县、乐山县、犍为县、荣县、威远县、三台县、射洪县、盐亭县、遂宁县、蓬溪县、安岳县、乐至县、江安县、资州直隶州、资阳县、内江县、仁寿县、井研县、绵州直隶州、忠州直隶州、彭水县、城口厅。

云南是全国另一重要的井盐产区，“滇南大政，惟铜与盐”。早在两汉时期，滇中的安宁、滇西的白井和云龙，已形成重要的盐产地。唐、宋至元明，新开井场多处。唐代新开6井，即滇中的黑井和琅井，滇西的白井、丽江井、老母井及弥沙井（乔后小井）。明代新开五井，即滇中的阿陋井、草溪井、枳旧井及元兴井，滇西的乔后井。可见，汉代至明代，云南盐产地主要分布在较早开发的滇中和滇西地区。清代，云南产盐区主要分布于楚雄、思茅、昆明、大理、丽江、玉溪、东川等7个地区。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云南为井盐、岩盐兼产区域，有黑井、白井、磨黑井三区之分，入民国后并为十场。黑井区为黑井、元永井、阿陋井三场，以琅井为黑井之分场。白井区为白井、乔后井、喇鸡井、云龙井四场。磨黑区为磨黑井、按板井、香盐井三场，石膏井为磨黑井之分场，益香井为香盐井之分场。清代，除增开滇中的永济井（元永井）及滇西的拉鸡井（兰坪盐矿）和安丰井（属白盐井）外，还相继开发滇西南盐井。康熙元年（1662），开滇南景东井。雍正初期，相继开景谷县的抱母、习孔、香盐、茂蔑4井，镇沅县的按板、恩耕2井，普洱县的磨黑、乌得2井；江城县的勐野井。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普洱县石膏箐井（又称石膏井）。道光元年（1821），开景谷县益香井。清代滇南共开13个井区，下有盐井50多处。同治十三年，确立起滇中、滇西和滇南三大产盐区的格局。

7.1.2井盐销区

川盐销地在唐宋以前，主要是行销本省境内，但未遍及全省。元代至顺年间，诏令四川以盐给贵州，是为川盐行黔之始。云南则于明洪武初令四川以盐与昭通镇雄等处易马，为川盐行滇之始。所配盐斤及至十余场，以后各场衰落，主要由富荣盐场和犍乐盐场供应。富荣盐行销湖北，因湖北建始县原隶属四川夔州府，向食川盐，乾隆元年改隶湖北施南府，从民便食云阳盐。乾隆元年湖广总督史贻直复以湖北改土归流之鹤峰州及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6县同食川盐。可见，历史上井盐的销区有所变化和增减。

民国时期，井盐的销区和辐射范围最广，井盐商路也最为固定成型，故专此考察民国尤其抗战时期井盐的销区方能观其全貌。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不仅占领了绝大部分海盐产区，而且控制了长江中下游航道，广阔的两湖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淡食之虞。“抗战以来，两淮、长芦、山东等各大产盐区域，均先后沦为战区，吾国食盐问题，骤起恐慌。盖自淮、芦、鲁盐，来源断绝，粤盐仅能济桂而无余力济湘；两浙存盐渐罄，不能济销湘赣；闽盐转道入内，运输又不便利；沿海口岸，备受敌方之威胁。至内地盐区，目前惟潞区尚可接济鄂北豫岸，但大部已为战区，来源颇不可靠。滇盐差可自给，惟增产之可能性极微；而西北各区产量，原极有限。故为充实战时民食军需之亟需，厥唯川盐是赖。”在此背景下，作为抗战大后方食盐战略物资供给地的四川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和凸显，其销区也大幅扩大。

清代川盐水运上滩图

清代川盐陆路负运图

抗战时期，“川盐销区，包括四川全省，贵州大部分及湖北、湖南、云南、陕西、甘肃之一部，跨七省之界，达三百余县，范围甚广。”因此，“川盐之地位，倍形重要。”当时，川盐“为湘鄂川黔滇各省食盐民众造福无量也”，“八一三以来，后方人口激增，而原销淮盐之湘鄂各地，胥赖川盐济销，统计每年产额，非增至千万担不为功，而二十七年产额，仅八百四十万担。”足见，川盐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前线及激增的大大后方人口提供食盐物资的重要地位。战时四川盐业销售已经覆盖了湖北、贵州、云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地区，而云南食盐销区则主要分为滇中、滇西和滇南三大区域。

清末富荣盐场釜溪河水运井盐图

第二节 井盐商路的贸易

7.2.1交易方式

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盐业的管理，形成了非常完整的盐业政策。这样，盐业交易受到历朝历代盐法的严格限制。历代盐业运销政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宋至清代对井盐运销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有盐钞法、开中制及引岸制。受不同时期盐业制度的控制，井盐的交易方式主要有官运官销、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官督商销及商运民销等。

民国富荣盐场井盐交易场所——盐垣

官运，是由政府设官，直接经营盐运事务。历史上曾多次实行，从宋初之官般至清末的官运，均属于此。官运官销则是指历代由官府购运盐斤，组织销售的办法。

官运商销是历代由官府购运盐斤，转鬻商人，由商人销售的盐法。如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奏准改革盐法，实行官运商销制，产区设购盐分局，向井灶购盐运往销岸售盐分局，再发售商人，商人领盐后或起岸销售，或转运别岸，边商则随市发卖，官方不予核定价格，计岸各地须由岸局核价牌告。此法施行后，井课缴地方官府，其余如引税、羡余、截角等费均核入盐本，由商人缴纳领盐。民国元年取消官运，实行就场征税的自由运销。

官督商销是官府特许商人行销官盐的盐法，与官督商销法不同的是在食盐的运输环节由官府直接操持，销售环节则由商人售卖。此法在四川的大体运行表现在：产盐州县配引行销，不产盐州县招商行运，僻远州县配定引目，行黔滇及各土司盐斤则核定水陆引张确数，运至沿边州县。

商运，是指盐斤的认购领引、水陆运输概由商人经营的运销方式。商运商销则是指商人自己购运盐斤、自己销售的运销制度。

7.2.2交易商品

1.官盐与私盐

井盐商路上，食盐是交易量最大的商品。从性质上讲，食盐可分为官盐和私盐两大类。私盐是指未按照盐法生产、运销并纳税的食盐，称为私盐。官盐是指中国历代经官方允许，并按当时盐法盐政之规定生产、运销并纳税的食盐。政府垄断食盐产制运销，官与牢盆，募民煮盐，严禁私煮，置盐铁官严加管理，但不能禁绝，私煮私运私销仍有发生，故有官盐、私盐之说。

2.井盐商路上的其他商品

在井盐商路上，围绕井盐生产而出现了各种服务性物资交易，沿线各地的土特产品也是其交易的主要物品。竹篾、木材、柴薪、煤炭、烧盐锅及作为盐场畜力的牛等，都是井盐商路上的重要贸易商品。

《四川盐政史》记载富荣盐场井灶所需在外地购买的物料如下：江津的盐锅，泸州和合江的温锅，仁怀和赤水的楠竹筒，温江的花麻，宜宾的蔑索，江津、泸州、资阳、内江等地的大米。乐山盐场外地物资购买情况为：江津、宜宾等地的盐锅，成都、温江的才有，宜宾、犍为的桐油，成华、温江、宜宾、江安的大米，兴文、长宁、江安的楠竹，天全、洪雅的斑竹，上海的钢丝，青神县、三峡地区的石料，云南、贵州的牛只。“盐场除井灶外所需附属之物，如油、麻、米、豆、炭、竹、铁器等项，名目甚多，皆由他商因其需要，以贩卖之。”

井盐生产活动中的井房、天车架、碓房等需要大量的木材，据载，民国时期从旭水河运到自贡盐场的松木等即达五六百张筏子，10至24万根左右。自贡盐场所需木材的品种、规格众多，大致包括：杉木天车料、杉木原料、松木筒材、柏木筒材、楠木、杉木板材、寿枋、杂木。其所需木材来自川、康、滇、黔、湘等地，由“山客”（产地购运木材商）贩运至合江、泸州、嘉定、邓井关及贡井幺滩子等地出售。自贡盐场采购木材的主要集散地情况如下：（1）合江。此地木材品种较多，系由“山客”在贵州的习水、赤水、仁怀、土城、茅台、猿猴、丙滩等地山区贩运而来。在此可采购的木材有杉木桅条至杉木小毛等十余种，还有楠木寸板、杉木寸板、柏木寸板、楠木原条、楠木船板、杉木大枋、穿枋、连二、单桷，以及各种规格的杉木、柏木寿枋、柏木、杉木支杆等等。（2）泸州。此处的木材来自云南山区及四川古蔺、古宋、兴文、长宁、珙县、庆符及金沙江上游各地，有杉条、杉桷、杉木寸板、杉木寿枋、楠木原条、船板、寸板、柏木原条、寸板、寿枋及各种杂木等。（3）嘉定。木材来自川、康、滇各山区，分由铜河、雅河、府河运出。雅河的洪雅、花溪、柳江、雅安、天全、荥经、名山等地的杉条，是做天车架的上品。

井盐生产的井、灶、笕均不能离竹，“井无筒索，不能吸水。灶无竹筒，不能通气。笕无竹筒，不能远引。购竹运井（自流井），远者自滇黔湘闽各省，近则自长宁江安，亦数百里也。竹商赴各山订竹，须先买一年，预交一年之银两。头年兑银，进山买竹。次年八九月内，始雇人入山砍伐。”自贡盐业用竹，民国五六年间，每年为八九万根；民国十一二年间，为十万根左右。汲卤的卤水筒、锉井及取井用的篾、输送卤水的笕及推汲卤水用的拭篾等，均需斑竹、楠竹、寿竹、刺竹等各类竹品。四川井盐业的用竹产地，除四川本省山区的天全、荥经、名山、灌县、大足、梁山、大竹、屏山、长宁、合江等地外，还远至云南、贵州、陕西、湖南、湖北等省进行采购。云南昭通所属的黑堰溪、冒水孔等地，贵州思南、土城、遵义、仁怀、赤水、习水各地，陕西紫阳，湖北施南及湖南常德等地是四川井盐业生产用竹的主要产地。自贡盐场用竹，绝大部分采自贵州的赤水、习水及四川的合江、长宁，均由河道运输，赤水、习水、合江的竹称为下河竹，长宁称为上河竹。上河竹节密、性脆、拖花（表皮伤）重，货源多的时候，多用下河竹，一般不买上河竹。围绕竹业的贩卖，自贡盐场产生了专门经营竹业的商号，民国时期即有天泰和、复兴太、大川新、同德源等10余家。

篾索是井盐生产商从井底提取卤水的重要生产资料，其特性是柔软而韧性强、能负重荷，不易勒坏井哐，需求量大，自贡盐场所需篾索主要来自宜宾的马场、隆兴场、仙马场、徐场等一带的山地。

牛只是自贡盐场需求量极大的重要畜力，主要用于拉动绞盘，提取井下卤水。据姜相成、罗筱元统计，清末民国时期自贡盐场采卤的牛只常年保持30000头左右。所需牛只主要来源贵州及四川凉山、西昌、高县、珙县、长宁、筠连、庆符、永宁、涪陵和万县等山区。自贡永安镇是富荣盐场牛市的集点，牛只来源广、数量大，有南溪、高县、珙县、庆符、长宁、兴文、古蔺、古宋、叙永、泸县、隆昌、洪雅、夹江等地牛只，著名的有宜宾、筠连的山牛，永川的大架牛等。每逢农历三六九日为牛市集期。

第三节 井盐商路的盐商

盐商，是从事盐业生产、运输、销售的商人。有专营盐业者，也由兼营者。战国时期，已有刁间、猗顿等著名盐商。汉武帝时，设盐官，其时盐官多为出身于盐商。唐代刘晏改盐法，食盐运销由盐商办理。宋代行盐区域确定后，盐商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专商。元明时期，盐商势力更盛。因经营内容、方式、性质和地域的不同，历代盐商亦有不同称谓。如行钞盐法时名钞商，行引法时名引商，还有票商、纲商、水商、内商等。四川盐商有厂商、井商、灶商、岸商、行商、边商、引商、票商、楚商等，云南盐商有运商、包商、灶商等。盐商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人群体，对区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文，介绍几位代表性的盐商家族。

盐商会馆——自贡西秦会馆

猗 顿

猗顿，是我国史籍记载中最早出现的盐商之一，鲁国人，后移居猗氏（今山西临猗县），由于经营河东盐池的盐而发财,成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他原是鲁国的一个穷士，早年“耕而无食，蚕而无衣”，常年勤劳耕作，却仍苦于不能饱腹，他便寻求致富之路。曾涉及经营畜牧业、盐业、珠宝业,在其从事的多种经营中,盐业的利润是最丰厚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载:“琦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猗顿成为“与王者埒富”的大富豪，财累巨万，驰名天下；主要是由于他经营盐业所致。今临猗县南王寮村有猗顿墓。

刁 间

亦称“刀间”。西汉大工商业主及著名盐商。西汉初齐（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人。他驱使奴隶从事煮盐、捕鱼，并经营商业，获利丰厚，家产数千万，为汉初著名大商人。许多为其经营盐铁的奴隶也从中渔利，成为富商。

王三畏堂

在中国井盐业发展史上，自流井盐商家族王三畏堂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工场手工业资本集团。王三畏堂是四川自流井王氏家族的堂名,是自贡盐场老四大家族的重要代表之一。三畏堂的兴盛是从王朗云时期开始的，他的祖先在明末清初从湖北迁至四川富顺县自流井居住。这个家族世代以凿盐井为业,其时间大致为清道光至民国的一百年间。道光十八年（1838），王朗云掌管家族经营管理，打算复淘和新开盐井，但受制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招来陕商，王家以土地入股，陕商以资金入股，签订契约共同凿办盐井。凿成后，一般将全井收益作30股，盐井地主占12股，投资客方占18股。客方股份期限满后，将盐井全部生产资料及收益全部交给主方。王朗云依靠与陕西商人的合作，起复淘办扇子坝废旧井，获利丰厚。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两湖地区缺盐，清廷准允川盐济楚。王朗云抓住难得机遇，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分别在邓井关、泸州、重庆及湖北宜昌、沙市、洋溪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在此过程中，获得数百万的财富。王朗云堂侄王达之开设福昌生，总号设于自贡，分号建在江津、泸州等地，主要业务是采购井灶所需大米、胡豆、黄豆、菜油等日常用品。在重庆售盐后所得白银，就近购买洋纱，运回自贡销售。王三畏堂的极盛时期,拥有卤井、瓦斯井数十眼,日获浓卤数千担,火圈了700余口；开设盐号远及重庆、宜昌、汉口、沙市、洋溪等地，田土乡庄遍于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年收租谷1.7万余石。王三畏堂在盐业经营上主要发迹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其时， 趁川盐大量济楚之机遇，经营得法。王三畏堂在经营上，不仅把井盐业的四大主要业务井、笕、灶、号包罗无遗，还对盐业生产之所需物资及金融周转都设专号加以经营。集土地、工业、商业于一体。其运盐总额仅楚岸一项，即占商运楚盐儎的百分之二十四。因而王三畏堂有“富甲郡邑”、“富甲全川”之称。

吴景让堂

吴景让堂是乐山五通桥牛华溪一个盐业大家族的堂名，自道光十二年由湖南入川，业盐三世而成为犍乐地区最大的盐业资本家。吴景让堂业盐的重要发家人是吴德嵩，吴德嵩同宗弟兄三人于道光十二年由原籍湖南经同乡携带到五通桥，因其岳父是盐商的缘由便开始涉足盐业。吴德嵩历生五子，名成品（即吴金山）、成勋、成龙、成立、成光，同治二年吴德嵩的岳父去世，他以所分得的红酬，于油井坡买得林家井，灶名元顺灶，可烧两口锅，月产盐八九十担。日常率五子，均身操井、灶工作（所谓“窝子班”场合）。后又买得青龙咀之龙太井，灶名福星临，雇工汲、煎，月产盐百余吨。此即吴金山“五大房”经营井灶事业的开始。吴金山之子吴子春大肆扩展井、灶事业，积累资金逾百万，能煎锅73口，日产盐6000余担，占乐山盐场总产量六分之一强，并揽尽了食盐的产、运、销业务，不收居间分利。积累资本后，涉足其他工商业，如成都的大丰绸缎庄，乐山、宜宾之新兴益百货店，重庆之乐山肥皂厂，以及后太平寺、年路口至丰旺煤矿、兴义煤垣等。并广置田产房舍，年收水稻租谷三千余石。上至成都、眉县、乐山，下至犍为、宜宾、重庆，远至湖南、上海、南京均有其产业，并建立了大丰总管机构，统筹各地厂、号企业和田地房产，财富甲于犍乐。吴子春长子吴鹿萍在13岁时便赴日求学。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应用化学系。1919年,27岁的吴鹿萍从日本学成归国。从此,他走上了振兴民族工业的道路。在1923年至1951年他在重庆、乐山兴办了肥皂、橡胶、火柴、造纸、制盐等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设计出了岩盐水举采卤设备,该项设计,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华联辉世家

华联辉(1833-1885),字柽坞，遵义县南乡平水里(今团溪镇)人。咸丰年间,贵州农民大起义,南乡一带迭遭兵焚,难以安居。同治元年,联辉举家迁来省城贵阳,经营盐业。由于经营妥善,十来年间便积累白银数万两,。华联辉于光绪元年(1875)考中举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儒商。

光绪三年( 1877) ,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丁宝祯总督四川,决意修改盐法,派道员唐炯(贵州遵义人)督办盐务。经唐的推荐,华联辉当上了丁宝桢的总文案,协助唐炯办理盐务,推行新盐法,把原来规定的商运商销改为官运商销。由于华联辉办盐有功,经丁宝祯奏请,华联辉以特任知府留川补用。华联辉之弟华国英(又名健庵) ,也是举人出身,协助兄长经营盐业,“纳粟以同知分发四川,历署新都、合川、叙永等州县,后来一直当到四川官运局总办。华联辉、华国英兄弟二人以此获得了川盐运黔的大部分专利权。在仁岸(茅台)和贵阳开设了永隆裕、永发祥两大盐号,还在永岸(叙永)开设了永昌公盐号,一跃而成为贵州垄断川盐销售的最大盐运商,发了大财,进而广置田产,收租万石,成为黔省第一巨富。当时贵阳竟有“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的说法。

华联辉之子华之鸿( 1871-1934),字延厘,出生于贵阳。14岁时其父辞世,由叔父华国英扶持,主管盐号永隆裕。华之鸿好学,曾考取县学生员,成为秀才,又任过仁怀厅(今赤水市)儒学训导。后来将主要精力从事商务活动。其盐号所属铺面数百家,布满大半个贵州,获利颇丰。

华之鸿一面继续经营盐业,一面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他接管了家营的永隆裕盐号,主持仁怀到贵阳一带盐业的运销。他的盐业经营规模庞大,大至省城贵阳,小至黔西北的乡村场镇,都有其盐号和专卖点。营业点处数以百运盐的船只往来川,络绎不绝。光绪三十一年，华之鸿等人在贵阳办起了贵州全省之冠的通省公立中学（即贵阳一中）。两年后,又由华之鸿等人筹款,开办了优级师范选科、宪群法政学校两所专科学校。这一时期,他还独资或合资创办了团溪两等小学堂、遵义中学堂,在息烽县创办了文昌阁小学。光绪三十年出资参与创办了《黔报》。宣统元年( 1909) ,华之鸿开始筹办文通书局并创办《贵州公报》。张肖梅在《贵州经济》中载：文通书局 “是为贵阳有现代化方法经营印刷厂之嘴矢。由于该局资力之雄厚,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的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华之鸿还倡议开凿涪陵口岸川盐乌江航道。他出资委托当时的贵州商会总会长、盐商徐屏臣主持。民国二年,雇用熟练水手,开大船两只,第一次对乌江进行了远程探测航行。经营盐业而致富的华家，是贵州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第四节 井盐商路的路线和商埠

因井盐产地有限，而其销区分布广泛，井盐产地需大规模运销食盐到各销区，故而形成了井盐运销通道及较固定的运输路线，井盐商路的路线由此得以形成。

7.4.1路线分布

（1）川黔段

川盐入黔，是明代以来至近代贵州食盐来源的主要方式。贵州素不产盐，历史时期所食之盐主要是川盐、淮盐、粤盐和滇盐。元代，贵州即开始食用川盐。“至元二年……是为贵州食川盐之始。”明代，“洪武三年，募商纳米中盐，普安、普定、乌撒、乌蒙等处皆杂给淮浙、四川、安宁等盐”。清代，“顺治十二年……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以上九府州食川盐”。至乾隆中期，“不食川盐者唯黎平一府”，即贵州全省几乎全仰仗自贡、乐山、遂宁、彭水等地的川盐供给。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这是清代诗人郑珍对贵州地区运销川盐的真实写照。川盐运黔通道，主要依托永岸、仁岸、綦岸、涪岸四大盐岸，再由“四岸”转运至黔境各地。

仁岸盐道。是以四川泸州市合江县城为起点，主线是合江—复兴—丙滩场—胡市镇—土城—顺江场—兴隆场—三合树—茅台村—鸭溪—刀把水—遵义、贵阳等地，逆赤水河而上，水运止于茅台，再转陆运至贵阳、黔西、安顺等地。仁岸主要依靠赤水河逆水而上，该河段滩多水险，实行水陆结合，采用不同船型分段运输的方式。

永岸盐道。自贡、乐山的井盐运到叙永转运，主线是叙永县—普市—赤水河—金银山—毕节县—兔场—南毗—水程（城）厅—鸡冠营—代马—普安厅。可分为二条主要分线，其一是经过叙永的雪山关到大定的瓢儿井再到大方、织金、普定、安顺、永宁、镇宁，其二是叙永—赤水—毕节—大方—黔西—威宁—水城—兴义—盘县。该段盐道，主要采用人力背运和马帮运输的方式。

叙永雪山关

綦岸盐道。自重庆綦江上运至贵州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主线是綦江县运抵三溪—盖石洞—越水镇—牛口石—松坎—新栈—中冈—枧坝—绥阳县—遵义县—羊崖关—崖坑场—瓮安县—平越县—都匀县。有三条主要分线，其一是运至正安县、湄潭县、瓮安县和荔波县，其二是运至桐梓、遵义、息烽、定番、平越、都匀、独山，其三是运至广顺、罗斛等地。以綦江水运为主，上岸后通过人力背运、马帮运输分销。

松坎古盐仓

涪岸盐道。以重庆涪陵为起点，溯乌江经彭水至酉阳的龚滩，由龚滩经贵州沿河、思南进入黔境腹地。主线是涪陵县—小溪场—边滩—羊角碛—江口镇—彭水县—龚滩—沿河县—新滩—潮底场—思南府—葛内渡—塘头场—石阡府—龙家沟—思州府—龙溪口—镇远府。主要支线有两条，其一为龚滩转运至思南、沿河、秀山县城、松桃及铜仁城区，其二为从彭水县运至正安、务川。以乌江水运为主，上岸后采用人力背运和马帮运输方式分销。

（2）川滇段

云南本产盐，但是滇东北的昭通、曲靖地区距云南的盐产地道路险远，是滇盐较少输入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民众食盐短缺，主要依靠川盐接济。云南会泽、巧家、昭通、永善、绥江、鲁甸、大关、镇雄、彝良、盐津、宣威等地在明清及民国时期长期食用川盐，是川盐销滇的主要区域。运往云南的川盐，主要是自流井、贡井、犍为、五通桥盐场及凉山盐源县的食盐。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洪武元年（1368），自贡井盐便开始运往云南昭通、镇雄地区。

川滇古盐道，主要有三大路线。其一，乌撒入蜀旧路线，即叙永—毕节—威宁—宣威，再从宣威运至沾益、富源等地。其二，大致沿着“五尺道”的路线，即宜宾—珙县—高县—筠连—盐津—豆沙关—大关—昭通—鲁甸—曲靖。上述两条运输路线的食盐主要来于自流井、贡井、犍为及五通桥的盐场。其三，“润盐古道”路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以白盐井和黑盐井为主要产地的食盐，经西昌、攀枝花、木里到达云南宁蒗、永胜、华坪及丽江。

盐津豆沙关古道

（3）川鄂段

川盐入鄂，在历史上对川盐的生产和运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天平天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海盐运入湖北受阻，湖北、湖南的食盐大量依靠川盐接济。运入湖北的食盐，主要是产自自贡的富荣盐场、乐山地区的犍为与五通桥盐场，巫溪的大宁盐场、开县的温汤井盐场、云阳的云安盐场、彭水的郁山盐场和忠县的㽏井、涂井盐场等。清代民国时期，湖北的鹤峰、来凤、建始、宣恩、利川、长乐、咸丰、长阳、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襄阳、均县、光化、宜城、南漳、钟详、京山、潜江、天门、郧阳、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保康、荆门、当阳、远安、枣阳、秭归等地均为川盐销区。

川鄂古盐道分布线路，总体上呈“四横一纵”的格局。“四横”即长江线、汉水线、清江线和酉水线，“一纵”即由万县（万州）、奉节等长江盐运码头出发，经陆路翻越大山到湖北恩施，并辐射到湖南凤凰等地。长江线，是川盐入鄂的最主要的运道，自贡、犍为的盐运至泸州，由泸州进长江经江津、朝天门、涪陵、丰都、奉节、巫山沿川江顺流而至湖北的巴东、秭归、宜昌、沙市；忠县、云阳、奉节的食盐直接顺长江运往湖北腹地；巫溪的食盐经大宁河运至巫山后进入长江，再顺江进入湖北销区。汉水线，巫溪、云阳的食盐陆运至竹溪、竹山后再由堵河转运至汉水，由汉水向郧阳、襄樊、荆门运至武汉。清江线，自贡、忠县的井盐水运至石柱西沱，陆运至恩施，由恩施经清江水运至景阳、水布垭再至长阳、宜昌。酉水线，酉阳、秀山、彭水方向的食盐经利川忠路到咸丰再至来凤，其中一条支线沿酉水进入湖南洞庭湖流域；另一条支线向东经宣恩、鹤峰，再经渔洋河由宜都入长江，进入湖北江汉平原。“一纵”是万州、云阳、巫山、奉节、石柱等方向的食盐在水码头起岸后，翻越七曜山，运至利川、恩施、宣恩、咸丰及来凤等地。此外，运往竹溪、竹山的川盐则进一步转运至陕西安康、镇坪等地。

川鄂古盐道上的重要井盐产地——巫溪大宁盐厂

（4）川湘段

湖南与四川并不接壤，川盐需通过湖北或贵州境内到达湖南。川盐运湘，主要是从恩施、铜仁、酉阳3个方向转运入境。第一，恩施方向的川盐进入湘西主要有两条路，其一是经建始、恩施、宣恩、来凤进入龙山、桑植、永顺；其二是经恩施的建始花坪、景阳双土地、石灰窑、鹤峰，进入桑植，再到张家界等地。第二，酉阳方向的川盐，经湖北咸丰、来凤到龙山；或经里耶、洗车河到龙山，再经桑植、张家界、石门到澧县，到澧县后部分盐又经常德进入洞庭湖流域。第三，铜仁方向的川盐，主要是从涪岸经乌江运至铜仁后，转运入湘西的里耶、凤凰及洪江等地，再转运至沅水，由沅水进入洞庭湖流域。

（5）滇盐运线

滇盐的运输路线主要分为滇中、滇西和滇南三大区域，其主要线路为：（一）滇中。民国时期的主要干线为：沿元（元永井）平（一平浪）到昆明，再从昆明到宜良、开远一带，再到曲靖、沾益。（二）滇西。滇西各场产盐用人力及驮马等运到洱源县右所，用木船沿洱海运至下关，再运至保山、龙陵一带。（三）滇南。民国年间，有磨黑井至元江、按板至元江、元江至蒙自3条线。由元江至蒙自又有2条线：（1）沿红河以木船运到斐脚起旱，再用牛、马驮运到个旧、建水。（2）沿旱路驮运石屏，再转运至蒙自。

由上可见，井盐的对外运销异常艰难，须翻越武陵山、大巴山、大凉山、乌蒙山、七曜山、方斗山等山脉，依托沱江、乌江、汉江、郁江、清江、沅江、永宁河、大宁河、赤水河、南广河、澧水、酉水等大江大河，经过重重的跋山涉水方能抵达外省销区。通过这些自然地理的山脉和河道沟通起井盐与销区之间的联系，让日常必需的食盐进入千家万户。

7.4.2商埠

大规模的食盐跨区域运输需要大量的人力及沿线提供食宿等服务，位于井盐商路起点及沿线交通节点上的城镇逐渐繁荣和兴盛，成为因盐产和盐运而兴的商埠，代表性的有自流井、贡井、西沱古镇、丙安古镇、土城古镇、茅台镇、龚滩古镇、黑井镇及石羊镇等。

（1）自流井

“自贡之所以成为自贡者，均发源于‘盐’也!”自贡素以盛产井盐闻名，被誉为祖国的“盐都”。自贡井盐业发端于东汉章帝时期（76～88），晋代渐具规模，唐代日趋发展，宋代闻名于世，明代进一步发展，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步入鼎盛，抗日战争时期走向辉煌。清末民国时期“自流井产盐最富，号称川省精华之地，宜乎金融活动，有操纵全川经济之实力。”自流井是自贡市的中心城区，是“千年盐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自流井开凿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它的崛起开启了自贡盐业的新时代。天启年间(1621～1627)，自流井一带已有盐卤、天然气井380眼，形成了一个天车鳞次栉比、井灶星罗棋布的新盐区。清雍正七年（1729），由于自流井地区盐业的兴盛，自流井县丞署应运而生，专司盐务。乾隆嘉庆时期，自流井已成为仅次于射蓬、犍乐的四川三大盐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自流井凭借丰饶的资源、精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步入鼎盛和辉煌时期，独执四川井盐生产之牛耳，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在历史上，自流井不仅是自贡盐业生产的中心产场，而且是自贡井盐外运的重要枢纽、盐运重镇。

（2）贡井

贡井原名“公井”，因境内留存有1400余年前的大公井而闻名，既是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盐业重镇，也是一个井盐运销最为繁忙的重要盐埠。北周武帝时期（561～578），在大公井所在地设公井镇。唐武德元年（618），于公井镇置荣州，升公井镇为公井县。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贡井地区成为卓筒井的发祥地之一，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明洪武九年（1376），在“新罗二井设盐课司”，改公井盐监为公井盐课司。嘉靖时期（1522～1566），公井更名为贡井，并沿用至今。清雍正七年（1729），由于贡井地区盐业的兴盛，贡井县丞署成立，专门负责贡井盐场的产、运、销、缉、税事宜。咸丰、同治年间和抗日战争时期，贡井盐场因“川盐济楚”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自流井盐场一起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井盐产场。

（3）西沱古镇

西沱古镇地处“黄金水道”长江的南岸，是石柱乃至武陵山区借江出海的重要口岸，与长江名胜石宝寨隔江相望，因古代商业尤其是食盐贸易和转运而发展兴盛。西沱镇古为“巴郡之西界”，地处长江南岸回水沱，又因地处忠县、石柱、万县交界处，故俗称“西界沱”。川盐在西沱起岸后，转陆运翻方斗山，运至湖北腹地，西沱成为川盐销楚的重要中转站，担负起川盐外运的重任。清代《石柱直隶厅志》上记载西沱“水陆贸易，烟火繁盛，俨然一郡邑也”，反映出昔日的繁荣景象。古镇以云梯街及明清、民国时期民居建筑群为主体。云梯街古街道西起长江岸边，沿山脊蜿蜒而上，石梯层层叠叠，宛如登天云梯，故称“云梯街”。该古街原长约2000、宽2～6米不等，在岩石上凿成或条石砌成街面、阶梯，现存的平台为当时盐道上背盐人的歇气坎。明清时期有商号100余家分布在云梯街，以经营川盐、茶叶、蜀货等特产著名。清代民国时期的云梯街两旁，有春林药铺、绸缎庄、黄家馆、兴顺祥、冉氏客栈、生记客栈、永茂祥、土地庙、张爷庙、关庙、财神庙、熊家大药房、正荣和、德盛祥及泰和号等商铺、民居建筑和庙宇。清末民初，云梯街上端有官办的同济盐店，民间称之为“上盐店”，云梯街下端有清代举人杨氏经营的“下盐店”，当时这两个盐店生意十分兴隆，来往盐贩、挑夫络绎不绝。西沱镇南峰村楠木桠组的古道是境内保存得较为原始的古盐道，主体由山间古道、驿站遗址及修路功德碑组成。古盐道依靠山势的高低逐级蜿蜒而上，在山垭上便是遗存下来的驿站。古道上遗存了一块咸丰十年立的记载修建该段古道的碑刻，碑文记载：“（石柱）厅境内出山以主于大江者，凡数道惟楠木丫最捷。而货物出入，徒旅上下，亦为楠木丫最繁，实川湖陆道咽喉也”。并且，境内遗存了大量的盐运器物，包括了背篓、马灯、刮汗篾等，是历史时期西沱盐运情况的有力物证。2003年，西沱镇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2009年，云梯街被公布为第二批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西沱“盐运民俗”入选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沱古镇对研究古代盐业运输贸易、盐运习俗、城镇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西沱镇云梯街背盐习俗展演

（4）丙安古镇

丙安古镇，古称丙滩场，赤水河畔千年古镇,旧时为赤水河航运相当繁荣的水陆码头。历来为川南入黔的古道上重要场镇，是商贾云集的重要场所。丙安古镇的发展和兴衰，与赤水河的航运史、盐运史密不可分。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丙安古镇因居赤水河中游，凭藉着丙滩水路天险和穿风坳陆路咽喉，便成为盐船云集、水陆分流、商贾汇聚、物资集散的重要码头和商埠。既是赤水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地，又是过往商旅的食宿站，还是川盐水运转陆运的中转站。古镇内，客栈、饭馆、茶馆遍设林立，食盐、竹木、茶叶、毛皮、药材等物资交易频繁；赶集山民、驻行客商云集互市。丙安古镇,贵州赤水河畔千年古镇,旧时为赤水河航运相当繁荣的水陆码头。历来为川南入黔的古道上重要场镇，是商贾云集的重要场所。古称丙滩场。因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闻名的大险滩——丙滩而得名。据赤水地方史志记载，赤水地域在秦汉至宋初千余年间，并无县级治所设置；长期以来，均归属古代巴蜀地方政权辖治。直至北宋大观三年，才开始在赤水河中下游一带设立县级行政机构；当时的县衙治所，距丙滩场不足20公里。这期间，应当是丙滩由村落发展为集市的阶段。丙安古镇的发展和兴衰，与赤水河的航运史、盐运史密不可分。数百年间，丙安古镇因居赤水河中游，凭藉着丙滩水路天险和穿风坳陆路咽喉，便成为盐船云集、水陆分流、商贾汇聚、物资集散的重要码头和商埠。在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河中上下商船航行途中常在此停宿；陆路过往行人客商也多在此歇足；既是赤水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地，又是过往商旅的食宿站，还是川盐水运转陆运的中转站。

丙安古镇

古镇内，客栈、饭馆、茶馆遍设林立，食盐、竹木、茶叶、竹笋、毛皮、药材等物资交易频繁；赶集山民、驻行客商云集互市。其时的丙滩场繁荣兴盛，真如古人所言：“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

（5）龚滩古镇

龚滩古镇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是川盐入黔“涪岸”段盐道上的盐运古镇，地处酉阳县、彭水县和贵州省沿河县的结合部，乌江、阿蓬江的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是川（渝）、黔、湘、鄂客货中转站，素有“钱龚滩”之美誉。历史上，龚滩主要是因水陆的物资转换而发展兴盛起来，是涪岸川盐运输黔东北地区的重要集散地，是乌江流域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因盐运而兴的古镇，主要运输的自贡地区的巴盐，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龚滩自古以来便是乌江流域乃至长江流域著名的货物中转站，是在大江大河边上保存完好的千年古镇。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族文化。这里的土家吊脚楼，悬空托起气势恢宏，被专家赞誉为“绝壁上的音符”，其古建筑如艺术群雕，堪称古建筑史上的珍品。纤夫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宗教文化是龚滩古镇1800年历史的见证。古镇上的半边仓（盐仓）、西秦会馆、武庙正殿、冉家院子、董家院子、永定成规碑、周家院子、三抚庙等遗存至今。土家族、苗族的民间习俗，民间戏曲、歌舞和手工艺在古镇得以传承。著名国画大师吴冠中先生赞誉龚滩古镇：“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龚滩古镇（龚滩景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6）茅台镇

“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这是清代诗人郑珍《吴公岩》诗中的描绘，也是过去贵州地区盐业运销情况的大致写照。（今仁怀市茅台镇）齐名为“四大名镇”，成为遵义县西部商品集散中心。明清时期，鸭溪镇是川盐从仁怀茅台岸（仁岸）转运刀靶水、遵义城的“旱码头”；光绪年间已成为黔北商贸重镇。清代至民国时期，鸭溪镇是川盐经赤水、仁怀，由鸭溪转口至贵阳的必经地。有鸭溪、闫王水（鸭溪镇仁合村上坝）、花苗田、苟坝、纸房、干溪至茅台，鸭溪、石板场、芦岩、刀靶水至乌江，鸭溪、金刀坑、乐民城、八里水、马坎关至遵义城等三条古运盐大道连接山里山外。“据《安氏族谱》记载，到了元朝末年，这里只有仡佬族先民用来祭祀祖宗的一片台地上，依然长满郁郁葱葱的茅草，故人们又改称茅草村为茅草台村，简称茅台村，并一直沿用了下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茅台村的偏僻与荒芜。“乾隆十年，张光泗开修河道，始通舟楫，赤水环绕，盐艘集聚，四川自流井之盐，由是起拨。”这是道光《遵义府志∙城池》所记载的茅台村。正是从乾隆十年（1745年）起，茅台村才由穷乡僻壤逐渐演变为繁荣商镇，也只是在乾隆十年之后，“茅台春”和茅台酒的前称“茅台烧”才在史籍中出现，有了明确的记载。茅台酒的开发、定型和前期发展的经营主体是陕西盐商；而酿造技术上的主体则是陕西酒师。茅台酒在酿造工艺上与山西汾酒有着渊源的联系。……茅台酒产生的时间上限，应是茅台始通舟楫的1745年。“在满清咸丰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曰茅台酒。”

（7）土城镇

土城位于习水县的赤水河东岸,水陆交通便利，系“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是赤水河的四大码头之一，为黔中腹地西出川南的交通要道，航运文化、盐业文化、商埠文化、长征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至今，土城还保留了与盐运相关的盐码头、盐号、船帮会馆、戏院及庙宇等。土城的兴衰与盐业运销紧密联系在一起，由盐业而带来的航运经济是古镇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土城还是贵州的博物馆集群小镇，有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四渡赤水博物馆等8个博物馆。土城位于贵州习水县的赤水河东岸,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系 “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集散地。至今，土城还保留了与盐运相关的盐码头、盐号旧址、船帮旧址、戏院及庙宇等。土城的兴衰与盐业运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盐业而带来的航运经济是古镇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土城位居要塞，自古就是赤水河流域的经济中心之一，以经营自贡盐享誉川黔，数百年来，一直是赤水河上川盐人黔的重要码头和重要商埠。自贡盐及许多货物水运到这里后，再经陆路转运到贵州北部地区，久之就形成了居住群，继而发展成为各种功能健全的集镇。这里曾有过木船云集、盐担蔽街、人流如织、生意兴隆、夜市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现存的石板路、保存完好的盐号和船帮旧址等，都是千里井盐路和赤水河上盐商史的历史见证。随着川盐人黔，土城也扩大了与外界的商业交往，盐号和船帮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土城盐号旧址

（8）黑井古镇

黑井镇因盐而兴，因盐而名，是一个典型的工矿城镇，所谓“民皆煮卤代耕，男不耒耜，女不杼轴；富者出资，贫者食力，胥仰食于井”。无论土著还是外来人口，无不依井谋食：有煎盐的，有负贩的，有输卤的，有采薪的⋯⋯。黑井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西北的龙川江畔，历史上属彝族、回族及汉族共居地区。据史料记载，黑井盐业的正式开采始于唐代南诏时期。依据当地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公元前12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黑井一带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在石龙、七局村一带战国墓葬遗址中发掘的大量青铜兵器表明，早在战国时代黑井就以其“鹾卤之利”而成为人们争夺、攻守的重要地区。元王朝曾在黑井设黑盐井盐运使司，明、清设黑盐井盐课提举司。黑井镇有灯会、太平会、洞经会、龙王会、财神会等传统节日活动。存的大龙祠、文庙、观音寺、三元宫、诸天寺和松平清真寺还保持着明清建筑的风貌和格局。古镇保存较好有代表性的有三坊一照壁的包家大院、王子形的武家大院、由三个天井组成的王家四合院。黑井镇于1995年3月被列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于2005年被列为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

（9）石羊古镇

石羊古镇旧称为白盐井，位于云南省大姚县城西北部，是云南省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石羊为盐业古镇。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远在汉、晋时期，青蛉县(今大姚)就设有盐官。石羊一名即因传说中开凿盐井时获得石羊而得名。据明天启《滇志·杂志·灵异》载：“蒙氏时，有牧人于今白井提举司东一里许，见有一羝羊舔土，驱之不去。掘地遂得卤泉，名日白羊井”。明、清两代设白盐井盐课提举司，民国元年(1912年)置盐丰县后为盐丰县治所在地。据清《续修白盐井志》载，石羊地区“惟以卤代耕，不务农业。士之外，多有从公为盐务司事以谋薪水者。其余或为售盐商贩，或为担汲卤夫”。羊盐区(白盐井)的集市贸易，是随制盐业的逐步发展而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到明、清、民国时期，石羊集市已成为附近规模较大的商品市场，成为当地重要的集市贸易中心。汉代开采食盐之初，集市所在地多为少数民族，规模较小，集市贸易多以物易物。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石羊的人口已达到3100户，“俨然一大集市”。其中，食盐销售是集市的主要商品。清末民国初期，每天进出盐区的马匹多达四五百匹，商贩二三百人。商人、马帮大都为买盐而来，每天盐仓前挤满了盐商、挑夫、牲口，购买批发食盐后，源源不断运往各地。石羊古镇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厚，地域和行业特色浓厚的开井节是因石羊地区盐业生产而形成的生产性节日，现存文物有孔庙、孔子铜像、古塔、贝币等。其中，石羊孔庙内有中国现存体积最大的一尊孔子铜像。

第五节 井盐商路的商贸历史价值和作用

井盐商路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孔道，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民族发展进程及文化交融与互动。可以说，井盐商路像血脉一样串起沿线的大小城镇和村落，勾连起盐产地、沿线和销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促进了土家族、苗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其历史作用尤表现为：

其一，国之重利。“盐为食用之品，无论贫富，在所必需，人人皆当食盐。即人人皆负纳税之责，故税之普遍者宜，莫如盐矣。”食盐，是我国古代及近现代重要的税收资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核心组成部分，盐税曾经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被誉为“国之命脉”。史籍记载：“夫盐，国之大宝也。”“盐者，国之重利。”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云南的盐税在财政收入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田赋。民国元年，盐税占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约28%。而且，井盐的税目和形态极其多样和繁重，仅以四川富荣盐场的税收为例，便可管见井盐业的税收之重（详见下表）。

清末民国时期富荣盐场盐税税目

其二，商贸网络的形成。井盐商路是沿线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可与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媲美的重要战略性物资运输通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典型。井盐商路作为商道，不仅供食盐运输，也是茶叶、马匹、铜矿、桐油、中药材、粮食、生漆等交换的通道，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商贸网络的形成，对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集镇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其三，区域开发与文化传播。井盐商路促进了沿线的区域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有重要意义。川盐运销对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的开发，对黔北、滇东北、神农架林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巴山区等地的历史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川盐的运销也增进了汉族与土家、苗、彝、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盐业运输对井盐产区域销区的交通建设有突出的贡献，这对大山区的云南尤为明显。盐业云南交通事业的促进是明显的，云南绝大部分地区山路崎岖，极少水运，以马帮为主要运力；而马帮运输可以历千年而不衰，与大宗稳定的盐运是分不开的。民国二十五年，在昆明设立黑井区食盐运销处，收益拨作修筑公路、桥梁、涵洞经费。此后，一些主要运盐干线不少直接由盐业投资建设，民国二十六年年修复磨黑井盐跨元江所经的把边江铁桥和乔后盐西运要津的西里铁桥，民国三十二年年新建元（永）平（一平浪）公路等。并且，井盐商路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孔道，促进了沿线地区文化的繁荣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局面。长期大规模的川盐运销，对沿线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形成，及其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稳定社会。井盐商路对中国古代及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有深远影响，先民历经千辛万苦将川盐运入滇、黔、鄂、西康等边区，为民族地区和边区提供了稀缺的食盐资源。同时，也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汉族、土家族、苗族、彝族、藏族等各民族之间在历史时期进行经济联系的通道，对维护民族、政治及边疆的稳定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川盐“增产赶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