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效应（1890-19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蒋清宏

国际收支是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内与其他经济体发生的全部对外经济交易的综合记录，既包括清偿债权债务所发生的货币收支，也包括无偿的对外援助、其他单方转移和以货易货等不发生货币收支的行为。但是，关于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效应问题，学界并没有彻底解决。本文拟结合国际白银流动理论与历史尝试对国际收支的经济效应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便从更深层次解释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的原因。

近代中国国际收支对银价与汇率的背向效应

关于国际收支，黄甘棠先生指出，“……中国从来就没有正式发表过这样的统计。不宁唯是，就连国际联盟编纂各会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每年出版一次，自一九二四年起，共有十三国的统计，在现在已扩至四十余国，依然不见有中国国际收支的统计表格”。[1]虽然国际收支的各个项目缺乏统计数据，但由于白银是近代中国对外结算货币和记账单位，因此各个年度的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可以认定为历年白银进出口净数。表1即是1890-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的顺逆数据。

表1：1890-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 单位：元

资料来源：1890-1911年数据来自《三十五年来中国现银输出入额详表》，《经济统计》1927年第2期，第19-20页。原单位为海关两，根据每海关两合1.558元折合为元。1912-1917年根据《民国元年以来中国现银输出入数目统计表》，《中外商业金融汇报》1936年第3卷第11期，第34页。

由于分属金银货币本位，银两与各种金本位本位币之间并无固定汇率，汇率根据当日以金本位币计价的白银价格来确定。以美元和英镑为例，由于上海规元两的纯银含量是518.512格令，纯度为0.999的白银一盎司为479.520格令，因此上海归元与美元的理论平价是纽约银价的1.0813倍（518.512/479.520）。如果纽约每盎司白银（0.999）的市价为0.5美元，那么当天1归元两的价格应该1.0813乘以0.5美元，即54.065美分。纽约和上海之间的白银运费和利息大约在2.5%左右。那么，纽约和上海之间的实际汇率以当天平价的2.5%左右波动。同样，上海规元两和英镑的汇率平价也可以采取这种模式计算。由于伦敦的银价以英镑计算，而一英镑金衡盎司白银（0.925）含银480格令，即含444格令（0.925乘以480）纯银。那么。上海归元银的汇率是1.168（518.512/444），即上海归元两与英镑实际汇率为伦敦银价的1.168倍。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汇率水平是被动的，因为中国并没有银价的决定权。但从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看并非如此，因为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亏对银价具有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在金本位货币制度下，白银是一种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商品，其价格决定于白银供需关系：当供过于求时，银价就下跌；当供小于需求时，银价就上涨。当中国出现国际收支盈余时，就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白银，客观上形成白银市场的需求方，自然成为稳定和拉升银价的力量。当出现中国出现国际收支亏损时，中国客观上成为国际白银市场的供给方，成为压低银价的市场力量。据统计，在1890年至1930年国际金本位制体系存在期间，中国出现国际收支盈余年份为1893-1900年、1909-1930年，共29年，这29年导致1623115647元白银的进口，客观上中国是国际白银市场的需求方，刺激白银价格的上涨，抑低中国的对外汇率；国际收支亏损年份分别为1890-1892年、1901-1908年、1914-1917年，共12年出口白银312683623元，这12年中国成为国际白银市场的供给方，客观上起到抑低银价的作用，拉升中国的对外汇率。

表2：近代中国对国际白银的供给与需求 单位：元

资料来源及相关说明：1917-1920年宝银、大条银存量来自：《最近四年间上海银元银两大条银之库存表》，《银行周报》1920年第4卷第25号，第78页。其中，1917-1919年取各年12月份最低存量，1920年取6月份最低存量。1921-1930年宝银、大条银存量来自《民国十年来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统计表》，《中外商业金融汇报》1936年第11期，第31页。

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货币供给效应

19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采用金本位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要通过输送黄金来解决。金本位制国家与银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则比较复杂，当金本位制国家对银本位制国家出现顺差时，银本位制国家要输送黄金或者变卖国内白银购买黄金来平衡；当银本位制国家对金本位制国家出现顺差时，金本位制国家要输送白银来平衡。1919-1931年中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首先表现为英镑、美金、日元、马克等在中国银行账户的外汇账户盈余，由于英镑、美金、日元、马克等货币并非中国的主权货币，不能在国市流通，必须兑换成中国通货白银才能进入中国市场流通。

银本位制条件下通货形式分为银元、宝银、银条、兑换券、银行存款等形式，但是银行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满足外汇的兑现需求，一是增发钞票，二是增加铸币。由于国内产银有限，增加铸币就必须向国际市场购买大条银，增发钞票就必须增加白银准备金。于是，外汇兑现需求转化为对国际市场白银的商品需求，外汇盈余转化为白银商品。国际白银市场以伦敦和纽约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白银资源。白银交易商在收到来自中国银行的电汇以后，就会向世界各地的银矿主订购大银条，通过远洋货轮把大条银运到上海黄浦江码头，在江海关完成报关入口程序。银行职员在点验后，或者由装卸工人送入银行库房直接充当兑换券准备金，借以发行纸币；或者被运入炉房改铸成宝银后进入银行库房，充当准备金发行纸币；或者直接运往铸币厂完成铸币，并把这些铸币运回库房充当准备金发行纸币。总之，无论大条银、宝银、银币，在完成入库手续后都可以直接充当准备金发行钞票，持汇人可以向外汇银行兑取钞票，也可以折算成银元后存入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国际收支盈余转化为通货的基本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1：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白银通货增量示意图

下面结合历史事实，对1919-1930年国际收支盈余时期的货币供给进行统计分析。海关统计显示，1890-1930年41年间中国共产生国际收支盈余1310432024元，直接导致净进口同额白银，按每元合0.77盎斯白银计算，约合1009032658盎斯。其中，1919-1930年净流入白银1211254249元，占1890-1930年白银净流入1310432024元的92.43%，是白银输入最为集中、最为持久的历史时期，也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历史时期，考察这一时期国际收支的货币供给效应具有典型意义。

表3：1919-1930年中国白银进出口 单位：元

资料来源：《民国元年以来中国现银输出入数目统计表》，《中外商业金融汇报》1935年第2卷第8期，第50页。

这些白银最终产权并不属于经营外汇的银行，而是属于持汇者，但对白银的经营权属于外汇银行。产权包括归属权和行为权，外汇处置过程中归属权与行为权出现暂时分离是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典型特征。“从前购买英美大条银，大都由外国银行经手，装运来华，间接分配于中国金融界，殊多不便。前年（1922年——笔者注）上海中国银行有鉴于此，适美国银商亦愿与中国银行家直接交易，因此由上海中国银行直向英美购买大条银。试办以来，较为迅捷，遇币厂需银急切之时，可以较为便利矣。”[2]大条银进口到中国以后，首先要满足市场对本位币银元及其辅币的需求，委托铸币厂铸造银元是对中国银行对大条银的第一重配置。据统计，1919-1930年上海运往各地造币厂大条银数量如下：

表4：上海输送各地铸币厂大条银数量 单位：条

说明：Edward Kann, How much Silver is there in China, Finance and Commerce, April 8,1931, p31.该文遗漏了上海运往福州的大条银，现根据相关资料补上。另外，运往广州的大条银数据还包括香港。

1919-1930年间，上海共向铸币厂输入大条银450977条，按大条银每条重1050金衡盎斯计算，约合473525850盎斯白银，按每元合0.77盎斯折算则合614968636元。这些银币在运回库房以后即可充当准备金发行兑换券，按六成白银准备计算，理论上可以产生1024947727元兑换券。

当然，经营汇兑银行并不是把所有进口的大条银铸成银币，因为宝银（俗称元宝、银锭）也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通货形式，上海、天津、汉口、烟台、安东等以之为通货。当条银进口到上海以后，银行直接雇佣搬运工把大条银搬运到银炉铸成宝银，“银炉为银锭之鼓铸机关，……全以铸造市面所通行之元宝为业务，多系钱业共同组织之机关，受银行银庄之委托而铸造”。“上海银炉铸宝，大抵系受钱庄或银行之委托，其自购生银改铸后转卖于市场以应银号或钱庄之需者，可谓绝无只有。委托银货大部分为大条银。……惟遇银行委托时，银炉往往须在收银后出一本票，交银行收存，作为银炉对于银行之欠款，其手续与拆票相同，信用较厚之银炉出一本票已足，信用较次者，往往须有银炉三家之连环作保。隔一二日，元宝铸成后，即以送交银行，收回本票。惟遇大宗镕化，均由银炉公会按众公分，若为数不多，则可由一二家承镕。”“银条改铸，如美国之金山条、欧洲之红毛条，皆较上海之夷场新成色为高，尤以金山条为最，银炉即以此铸造通用之元宝。在昔亦可获大利，近来市面计算银条价值极精，图利颇非易矣。”[3]“近年以来，宝银日缺，各省之老宝，已因铸造国币之故，逐渐镕化，殆已尽罄。目前所有宝银，亦大概系由大条银改铸”[4]

据统计，1919-1931年间进口大条银842000条，复出口41000条，净剩801000条，合1177941176元，用于铸币476000条，用于熔铸宝银325000条，[5]按每条合1050盎，每元合0.77盎斯计算，则合443181375元。这一区间，宝银净进口188587368元。两者合计1366528544元。宝银增量共631768743元。无论是由大条银转铸还是直接来自进口，都可能被输送到各地铸币厂铸造银元。据耿爱德统计，1919-1930年间上海运赴各地铸币厂共输送宝银225000000两，按每元银币含白银0.714两计，合315126050元。

表5：1919-1930年上海输送铸币厂宝银数量 单位：两

这些由宝银转铸之银元再进入银行库房以后即可充当准备金发行纸币，按六成白银准备计算，315126050元银币则可产生525210083兑换券。

        在完成铸币任务以后，留存银行的宝银大条银则可以直接充当准备金发行兑换券。1917-1930年间宝银、大条银库存如下：

表6：1919-1930年上海中外银行宝银、大条银存量

资料来源及相关说明：1917-1920年宝银、大条银存量来自：《最近四年间上海银元银两大条银之库存表》，《银行周报》1920年第4卷第25号，第78页。其中，1917-1919年取各年12月份最低存量，1920年取6月份最低存量。1921-1930年宝银、大条银存量来自《民国十年来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统计表》，《中外商业金融汇报》1936年第11期，第31页。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银行库存宝银是年度存量，因此1919-1930年宝银增量应该是1930年的87780000两减去1918年18040000两，即69740000两，按每元合0.714两计算，则合97680000元。表中大条银则是每个年度的增量，合计34443条，按每条含1050盎斯白银计算，则约合36165150盎斯，按每元合0.77盎斯折算，则约合46967727元。宝银、大条银用于准备金者共144647727元，按六成白银准备计算，兑换券理论发行量高达241079545元。

可以说，上述1919-1930年净进口宝银大条银所产生白银硬通货供给，直接来自这一时间段的国际收支盈余。上述白银通货，可以以银币、银两形态直接参与流通，也可以作为保证金发行兑换券参与流通。无论是银币还是兑换券，其分布状态无非是银行体系外和银行体系内，并构成基础货币。在基础货币中，留存银行的现金称为银行准备金，可以制造多倍银行存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货币数量论认为，一定时期内货币供给量与其周转次数的乘积等于商品流通量与其价格的乘积，即MV=PY（其中，M是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流通次数，P是商品价格，Y是商品产出量），两者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目前仍然无法估计出全国货币供给量，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的白银存量、兑换券发行量、银行存款等通货供给数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充足，全国性物价指数出现了持续性上涨，以1913年为100，批发物价指数从1919年的121上升到1930年的178，升幅47.1%，国民收入则从1918年的143.51亿元上升到1930年的276.21亿元，增幅高达92.47%。国际收支盈余对经济的刺激效应非常明显。根据雷默教授的估计，1914-1930年间，平均每年华侨汇款为2亿元，占国际收入年均总量15.7亿元的12.74%。而同期，平均国际贸易逆差为2.72亿元，几乎被华侨汇款所带来的国际收入抹平。[6]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华侨持续性汇款，而华侨的收入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又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增强。

小结

经过上文对1890-1930年国际收支对银价、汇率和货币供给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结论，即中国不是国际银价、汇率、货币供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对国际银价、汇率和货币供给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从理论和历史实证上基本解决了银本位制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效应问题，对于认识国际银价和中国对外汇率的形成机制，以及认识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都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历史视角，也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的原因提供了更新的分析视角。

文献：

[1] 黄甘棠：《华侨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之意义》，《侨务月报》1935年第2卷第6-7期，第1页。

[2]《铸币材料与银之需给》，《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第64期，第6-9页。

[3]《上海之银炉业》，《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第8期，第47-49页。

[4]《铸币材料与银之需给》，《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第64期，第6-9页。

[5]《银行周报》第16卷第1期金融第10页，1932年1月19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重印版，第562页。

[6] 李权时：《我国挽近的国际收支均衡》，《银行周报》1933年第17卷第45号，第1-2页。